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28 《历史研究》2013年4期 杨恩玉 参加讨论
二、梁官班制来源于魏晋宋齐的官班 梁官班制的渊源可以上溯至两汉时期出现的官职迁转的个别“故事”。“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故事，(刺史)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44)“廷尉正、监、平物故，以御史高第补之。”(45)“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丞尉。”(46)这就形成了刺史—郡国守相—中二千石—御史大夫—丞相，御史—廷尉正、监、平，尚书郎—县长，令史—丞尉等官职迁转的成例。 岳珂言：“班盖梁之所自立，谓一代之制不可以虚耳。意自齐而上班之未有。”(47)这是岳珂的误解。因为曹魏以来就一直存在官班。在两汉时期萌芽的官职迁转成例，魏晋以来逐步发展为阶级繁多的班例，它们与梁官班制的性质、排列次序基本一致，从而成为梁官班制的渊源。下文对此略作考述。 曹魏时期：散骑侍郎杜恕“转补黄门侍郎”，“时李丰为常侍，黄门郎袁侃见转为吏部郎，苟俣出为东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48)据《通典》卷36《职官一八·魏官品》，黄门侍郎与郡国太守第五品，散骑常侍第三品，尚书郎一律为第六品。(49)袁侃的迁转从官品看是由高转低；他们的官品不同但却“同班”。这用官品制无论如何难以解释。由于此处的“班”出现在官职迁转的语境中，所以指官班而不是朝班。据《隋书·百官志上》，在梁官班制中，散骑常侍为十二班，尚书吏部郎十一班，给事黄门侍郎十班；“以班多者为贵”。(50)袁侃的迁转与此是吻合的；杜恕、李丰与袁侃的班次虽然还不完全一致，但与官品比较，显然更加接近。这是由于曹魏以来的官班变迁的缘故。刘寔在曹魏时，“迁尚书郎、廷尉正，后历吏部郎”。(51)曹魏包括吏部郎在内的尚书郎一律在六品二位，廷尉正在六品十二位。在梁官班制中，尚书郎五班、廷尉正六班、尚书吏部郎十一班。刘寔的升迁次序按照官品制不容易诠释，但与梁官班制吻合无间。 西晋时期：“太康中伐吴还，欲以王濬为五官校尉而无缺，始置翊军校尉，班同长水、步兵。”(52)“五官校尉”指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简称五校。据《通典》卷37《职官一九·晋官品》，“五营校尉”在第四品。翊军校尉“班同长水、步兵”，而不是班同五官校尉，说明五校尉的官班并不一致，其中只有长水与步兵校尉的官班相同，可能比其他三校尉要高。晋武帝时，庾峻“迁司空长史，转秘书监、御史中丞，拜侍中”；晋惠帝时，卞粹由尚书郎，“超拜右丞”。(53)晋朝的公府长史六品，秘书监三品，御史中丞四品，侍中二品；尚书郎与尚书左右丞位居六品的次位与首位。据此，庾峻由司空长史转秘书监、御史中丞转侍中皆超迁两品，由秘书监转御史中丞则降一品；卞粹的迁转在同一官品内前进一个位次称“超拜”。这用官品解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梁官班制中，司空长史没有录入，它大约与司徒右长史近似为十班，秘书监与御史中丞位居十一班的三位与首位，侍中十二班，尚书郎五班，尚书右丞八班；“同班以优劣为前后”。(54)两人的迁转与官班制完全契合。庾峻的迁转没有超迁与降级的迹象，乃平流进取。这显示了西晋官职迁转班次与梁官班制的一致性。宫崎市定说：“东晋时代在晋升顺序上突然不按照官品进行，屡屡发生自上品向下品移动也算作升迁的情况。……它显然意味着班制对品制的破坏。”(55)此话有误。如上所述，早在曹魏与西晋时期就存在这种情况。这说明官班是在官品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官职迁转不依据官品，并不“意味着班制对品制的破坏”。 东晋时期：“《晋令》：‘詹事丞一人，品第七……’过江，多用员外郎及博士为之，迁为尚书郎。”(56)这与官品制抵牾，因为晋朝的诸博士与尚书郎六品。但这与官班制相一致，因为太学博士二班，员外散骑侍郎三班，詹事丞四班，尚书郎中五班。散骑侍郎郗恢，“累迁给事黄门侍郎”；江虨，“转黄门郎。……除尚书吏部郎，仍迁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书”。(57)在晋官品制中，散骑侍郎与黄门侍郎同居五品二位，尚书郎为六品二位，御史中丞四品，侍中与诸尚书为三品的首位与五位。据此，郗恢的“累迁”匪夷所思；江虨由黄门郎至吏部郎、由侍中转吏部尚书为降级，而由吏部郎至御史中丞则晋升两个品级。依据官品制对此难以诠释。以上官职的梁官班分别为：散骑侍郎八、黄门郎十、尚书吏部郎十一班二位、御史中丞十一班首位、侍中十二、吏部尚书十四。郗恢从散骑侍郎到黄门郎相隔一个班次，所以需要“累迁”。江虨的迁转丝毫没有降级的痕迹，由吏部郎到御史中丞不但不是超迁，而且仅在同班内前进一个位次，由侍中到吏部尚书不但没有降级，而且是超迁一个班次。二人的迁转次序与梁官班制可谓吻合无间。这充分体现了梁官班制与东晋官职迁转班次的一致性与前后继承性。 刘宋时期：宋世子中军行参军臧质，“永初元年，为员外散骑侍郎，从班例也”。(58)“班例”的存在，显示晋宋之际存在作为惯例实施的、官职迁转的固定班次。“宋太常用尚书，亦转为尚书，如迁选曹尚书、领、护等。齐因之。”(59)第一个“尚书”是指吏部尚书之外的诸曹尚书，第二个“尚书”专指吏部尚书，“领、护”指领、护军将军。据《宋书》卷40《百官志下》，以上官职皆为三品，其位次从低到高为：领、护军—诸卿—尚书。上述迁转次序与官品恰好相反，但与梁官班制吻合无间，因为列曹尚书为十三班二位，太常卿十四班末位，吏部尚书十四班二位，领、护军将军十五班末位。临川内史何尚之，“入为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迁侍中……为祠部尚书……迁吏部尚书……徙中书令，中护军”。(60)在宋官品制中，黄门侍郎五品二位、尚书郎六品首位、左卫将军四品首位，侍中、尚书与中书令为三品的首位、四位与五位，领、护军为三品倒二位，中护军的官品最高与此同。据此，江左名门何尚之四次降级，显然绝不可能；由吏部郎转左卫将军则由六品超迁四品。以上官职的梁官班分别为黄门侍郎十、尚书吏部郎十一、左卫将军十二班三位、侍中十二班首位、祠部尚书十三、吏部尚书十四班次位、中书令十三班首位、中护军十四班首位，即何尚之的官职迁转次序与梁官班制几乎完全一致，只有吏部尚书徙中书令不和，原因很可能是何尚之因故遭贬黜。这充分反映了宋官班与梁官班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 萧齐时期：王诩“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锢十年。敕特原诩禁锢”。(61)南齐的少府作为九卿之一为三品，黄门侍郎为五品。(62)“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63)一般据此认为，齐与宋的官制基本一致。齐射声校尉的官品可能与宋相同，也为四品。少府与射声校尉的官品都在黄门侍郎之上，上引史料与官品相抵牾。梁初“少府卿，位视尚书左丞”。(64)在梁官班制中，少府卿居十一班倒四位，尚书左丞九班首位，五校七班，黄门郎十班首位。既然梁初少府卿的班次与尚书左丞近似，因而它与射声校尉的官班都低于黄门郎。上述史料用官班解释极其吻合。萧齐国子“祭酒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选经学为先”。(65)这是选拔任用官员的规定。“准”就是比照、参照的意思。萧齐的国子助教与南台御史官品相同；(66)国子祭酒与诸曹尚书皆为三品，中书侍郎为五品；(67)但国子博士六品。(68)后二者官品不同，这说明此处的“准”不是指官品。在梁官班制中，列曹尚书与国子祭酒分别为十三班的二位与三位，中书侍郎与国子博士在九班的三位与四位，与上述记载完全吻合；国子助教与南台侍御史分别位居二班与一班，与上述记载略有差异，这是制度变革的缘故。“准”不仅指官班相同，而且指位次相近。吏部尚书，“自魏至梁并第三品”；中书令晋至齐并第三品，梁“增至二品”。(69)《通典》在梁陈之际称：“(中书)令旧迁吏部尚书。”(70)梁中书令与吏部尚书为十三班与十四班。可见，二者官品相同时，中书令的班次在吏部尚书之下；梁中书令比吏部尚书高一品，但班次仍在后者之下。这不仅证实梁官班制与前代官班之间的继承关系，而且证实官班制是在官品制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一项官阶制度，故二者“高下不伦”。官班与官品的关系，与唐代的散品、职事如出一辙，类似今天行政级别与职务级别之关系，可谓渊源有自。(71) 以上考述不仅证实阎步克所言：江左五朝“使用着繁密的进阶制度”，(72)而且证实魏晋以来官班的性质和排列次序，与梁官班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从而说明梁官班制是由魏晋以来的官班继承发展而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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