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34 《历史研究》2013年4期 杨恩玉 参加讨论
三、萧梁制定官班制的文献依据 萧梁官班制包括流内十八班，流外七班，三品蕴位及勋位，州职六班，郡职十班，县职七班，一百二十五号将军十品二十四班，不登二品将军十四号八班，施于外国的一百九号将军十品二十四班。而且同班内的官职按照优劣排列。这一名目繁多、编排细密的制度能够顺利出台，不仅由于它有前代的迁转“班例”可以遵循，还因为它有历代的选簿文件与官阶著作可资参考。齐末的相国萧衍给齐和帝的上表中说：“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73)这说明为了选拔任用官员，以前就存在关于官职迁转顺序的“选簿”。只是这些迁转仅是零散的“班例”，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而有条理的制度。从历代官制文献的性质与内容考察，我们的确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荀勖欲去事烦，唯论并省。定制成文，本之《晋令》，后代承业，案为前准。肇域官品，区别阶资，(范)蔚宗选簿梗概，(苟)钦明阶次详悉，虞通、刘寅因苟氏之作，矫旧增新，今古相校。”(74)荀勖撰的官制著作所依据的《晋令》，大概是吏部尚书李胤修定的《晋选吏令》。“李胤为吏部尚书，正身率职不桡，故能行其所见，遂刊定选例，而著于令。”(75)张鹏一正确指出：这是李胤对晋初制定的《选吏令》的修订，其内容是“内外官职选任之重要也”；至萧梁有《梁选簿》、《勋选格》与《吏部用人格》。(76)张先生在《晋令辑存》的《官品令》收录《北堂书钞》卷61所引《晋令》：“晋承汉；置五校尉，为宿卫军，各领千军。晋初诸王起家多为之。”(77)在《门下散骑中书令》收录有“中书通事令史，限满，得补殿中侍御史”。(78)这似乎不妥。按照其内容，似乎都应该归入《选吏令》。晋朝不仅存在官职迁转的“选例”，而且出台“选例九等”制度。淮南相刘颂上疏说：“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后来他执掌人事大权时，将此建议付诸实际行动，“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79)始平王文学李重上疏推崇该制度说：“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后来由于“阶级繁多，重议之”。他说：“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80)如阎步克所言：“‘九班’的不成功努力就反证了当时的‘阶级繁多’”；“西晋的‘阶级繁多’，大概包含着错综交织的等级结构和迁升路线”。(81)西晋流产的“九班之制”，石赵政权凭借强大的皇权付诸实践。皇帝石季龙下书：“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82)上述的“班级”、“阶级”、“等级”，显然都是指官职迁转的阶次。由制定者为吏部尚书可知，“选例九等”、“九班选制”顾名思义是一项选拔任用官员的人事管理制度，它将官职分为九个等级。它由众多具体成例组成，所以称“选例”。西晋官员的“迁补转徙如流”并且多在同班内迁转，与官班制下官员“多更互迁官，未必即进班秩”，(83)如出一辙。这再次证明梁官班制与西晋官班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宫崎市定认为，梁十八班制“无疑是在刘颂九班制的基础上制定的”。(84)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十八班制是沿袭西晋以来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众多班次而成，而不是来源于理想化而不切实际的“九班选制”。“九班之制”流产的主要原因不是“贾郭专朝”，而是它旨在“令百官居职希迁”的精神，与“仕者欲速”、“迁补转徙如流”的社会现实背道而驰。对此宫崎市定进一步指出：“一岁数迁是名流贵族所夸耀的……担任的官职越多就越是名门。”(85)因此，适应士族官僚的需求，在九品官制之外，逐渐形成官职迁转的众多阶次。李胤修订的《晋选吏令》依然由众多的“选例”组成，因此荀勖对它进行一番删繁就简的工作，主要内容仍是“区别阶资”的官阶。萧子显认为它“肇域官品”即由官品划分而成，显然是错误的，充其量它参考过官品而已。 《隋书》记载有“《百官阶次》一卷”与“《百官阶次》三卷”，(86)但未注明撰者。据《旧唐书》可知，前者的作者为范晔，后者为荀钦明。(87)两书的内容、卷帙、作者都与上引《南齐书·百官志》“(范)蔚宗选簿梗概，(荀)钦明阶次详悉”的记载相一致。刘宋时代不仅存在官职迁转的“班例”与官阶著作，而且在政治实践中存在官职迁转的选簿。宋末萧道成迁领军将军，领南兖州刺史、镇军将军，故作谦让，褚渊与袁粲劝慰他说：“今以近侍禁旅，进升中侯，乘平随牒，取此非叨。济、河昔所履牧，镇军秩不逾本，详校阶序，愧在未优，就加冲损，特亏朝制。”(88)阎步克正确地指出：“‘乘平随牒’之‘牒’，就是记载‘阶序’之‘牒’”，“是指记载阶级的官簿”。(89)“《宋百官阶次》有员外郎，美迁为尚书郎。”(90)这都足以证明，《百官阶次》和《宋百官阶次》的性质、内容皆与《梁选簿》相一致。 萧齐中军参军王颢讲述其父长水校尉王珪之所撰《齐职仪》的内容：“等级掌司，咸加编录。黜陟迁补，悉该研记。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饰。”(91)《齐职仪》“黜陟迁补”的内容，与梁官班制“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92)完全吻合。此外，它也有士庶起家的内容。例如，“《齐职仪》：‘太祝令，品第七，四百石……用三品勋位。’”“《齐职仪》：‘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旧用三品勋位，孝建三年改为二品。’”(93)《齐职仪》关于士庶起家与“黜陟迁补”的内容，与梁官班制士庶起家与官职迁转的性质是一致的。 李胤修订的《晋选吏令》、荀勖“区别阶资”的著作、范晔的《百官阶次》、苟钦明的《宋百官阶次》、王珪之的《齐职仪》等历代“选簿”文件或官制著作，在性质、内容上与《梁选簿》的一致性，证明它们是萧梁制定官班制的主要依据与直接材料来源。《隋书·经籍志二》记载的“《陈百官簿状》二卷”，无疑是由《梁选簿》继承发展而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官班脱胎于朝班。宫崎市定说：“‘班’原来是指朝廷中的座次，宫中的座次表示地位的上下，同时也表示晋升的顺序。”(94)阎步克指出：“朝位的基本运用原则就是以‘居前’和‘居后’定尊卑。”(95)而梁官班制“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班即阶也。同班以优劣为前后”。(96)朝班与官班可谓若合符节。据此不难推测，官班是由朝班演变发展而来。事实证明此言不虚。吏部尚书“历代班序常尊，不与诸曹同也。……自魏至梁并第三品。梁秩加至中二千石；后定十八班，班多为贵，吏部尚书班十四，诸曹尚书班十三”。(97)这说明历代的吏部尚书由于权势显要，在朝堂的座次比其他诸曹尚书尊崇，因此在官班制中吏部尚书高诸曹尚书一个班次。但自曹魏至陈朝，包括吏部在内的各部尚书皆为第三品。在官班制中，“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十八班”。(98)“后齐制官，多循后魏，置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拟古上公，非勋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马、大将军，是为二大，并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99)太师即南朝的太宰。这八个官职的前后位次与梁十八班完全吻合。北朝这些官职的朝堂班次与南朝一样，都是两汉魏晋以来逐步形成的。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复赐大司马印绶，置官属……位在司徒上”。太傅“位在三公上。……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100)阎步克正确指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它们在禄秩方面也许彼此无别，但朝班方面却存在着太尉居首、次为司徒、次为司空的位次，从而形成了司空升司徒、司徒升太尉的迁转之序。”(101)“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102)“晋初……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秩增三司，与太傅太保皆为上公……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晋受魏禅，因其制。”(103)这都足以说明，官班是由朝班演变发展而来。历朝的官阶往往被称为官班，晋“九班之制”与梁官班制也以班为名，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梁官班制是在九品官制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一项官阶制度。两汉时期形成的官职迁转“故事”，魏晋以来适应门阀士族的需求迅速发展为数量繁多的阶次。萧梁将前代官职迁转的“选例”、“班例”加以归纳提炼，简明而整齐排列，使其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从而形成官班制。而官班又是由朝班演变发展而来。因为梁官班制由魏晋宋齐的官班继承发展而来，从而成为认识魏晋南朝官制的重要依据。 附识：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极富指导性的意见，促进了文稿的修改完善，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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