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阵、精骑与陌刀——隋唐与突厥战术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32 《晋阳学刊》2013年4期 李锦绣 参加讨论
三、陌刀 能否掌握骑射技术并拥有迅速、便捷且能冲锋陷阵的骑兵，是战斗力强弱的关键。但唐毕竟不同于突厥，步兵始终是唐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如何能让步兵与骑马游牧民族作战?唐君臣也一直在探索寻求不用战车而有效阻挡突厥骑兵的方法。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唐军队中普遍使用陌刀(41)，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 《唐六典》卷一六“武库令丞职掌”条[18]记载： 刀之制有四，一曰仪刀，二曰障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 陌刀为步兵所持类似斩马剑的武器。在疆场上，步骑对峙中，骑兵的优势不必多论，步兵要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必须先瓦解对方的骑兵攻势，而陌刀，正好可以充当完成这种任务的兵器。 史籍中所记杜伏威军中善用陌刀(42)。可见与陌刀类似的武器(长刀)最早出现在江南地区，因为南方更缺乏战马，南方骑兵总处于劣势。在唐统一战争中，杰出的军事家李靖负责在南方作战，他借鉴南方作战的长处，吸收了长刀的战术，创造了新型武器陌刀，并创立了完善的陌刀使用法。 关于陌刀的使用，《通典》卷一五七《兵典十·下营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阵》略云： 《卫公李靖兵法》曰：诸军弩手，随多少只，人各络膊，将陌刀、棒一具，各于本军战队前雁行分立，调弩上牙，去贼一百步内战，齐发弩箭；贼若来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从战锋等队过前奋击，违者斩。 陌刀不但为弩手所执，弓手也执之拚杀陷阵。同书同卷又云： 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一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弓弩手先络膊，将刀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其马军、跳荡、奇兵亦不得辄动。若步兵被贼蹙回，其跳荡、奇兵、马军即迎前腾击，步兵即须却回，整顿援前。若跳荡及奇兵、马军被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其贼却退，奇兵及马军亦不得远趁，审知贼惊怖散乱，然后可乘马追趁。 这是《卫公兵法》所记录的作战方法。陌刀战术是：诸军按其职能分为弓手、弩手、驻队、战锋队、马军、跳荡、奇兵等多种，每次作战，弓弩手发箭后执刀棒(即陌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步兵稍败后，奇兵、马军、跳荡才冲入腾击，步兵准备再援，步骑兼用，攻守有职。步兵为先锋，骑兵为侧辅，步兵配以弓弩、陌刀，骑兵负责步兵战后的突击与追击。陌刀作为断马剑的特殊功用，为先锋步兵冲阵的主要兵器，与马军、奇兵一起构成唐作战的主要特色。李靖创造了步骑兼用、善用陌刀的作战方法，则在唐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多见陌刀的记载，此不具引。1976年天山阿拉沟峡谷东口石砌古堡中出土唐代文书残纸中，其三号文书为“唐残甲仗牒”，残存3行，今引之如下： 1.□甲□□头牟拾具副膊拾具(数内壹具去六月内付子〔将〕曹暕将趁逆贼失) 2.弩伍具弩〔弦〕□具弩箭贰佰伍拾具 3.陌刀伍口据王炳华先生研究，阿拉沟峡谷古堡是唐鸜鹆镇址，此甲仗是鸜鹆镇兵的武器装备，文书的时间在开元二十六年(738)至大历十一年(776)之间[19]。文书虽残，但对研究唐代甲仗制度，意义重大。李筌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器械篇第四十一”记载，每军“弩二分，弦六分，副箭一百分……陌刀二分”[20]。此文书弩5具，弩箭250具，陌刀5口，与《太白阴经》所记诸军器械配置比率相同，则这里的弩弦应为15具。文书记载的铠甲中，头牟即头甲；“副膊”应即敦煌P.3841V文书中的“覆膊”，即臂甲[21]。鸜鹆镇兵配置的武器有弩和陌刀，应是步兵的武器。弩与陌刀放在一起，与《卫公兵法》记录的弩手发箭后持陌刀杀敌的战法是相符的。鸜鹆镇文书中的陌刀，展示了唐陌刀战法的普遍应用。 关于陌刀的使用，我们以李嗣业在西北战场为例。《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43)略云： 天宝初，随募至安西，频经战斗。于时诸军初用陌刀，咸步推嗣业为能。每为队头，所向必陷……天宝七载，安西都知生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军，专征勃律，选嗣业与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禄山之乱……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我师攒矢而逐之，贼军大至，逼我追骑，突入我营，我师嚣乱……嗣业乃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前军之士尽执长刃而出，如墙而进。 观李嗣业与李归仁之战，仍未出《卫公兵法》所记战法，“攒矢而逐之”即弩手、弓手先发箭射敌，“追骑”则指继步兵之后“迎前腾击”的马军。此打法被大量敌军破坏后，李嗣业独刀奋击，力挽狂澜，执陌刀的步兵“如墙而进”，再行《卫公兵法》所记的战术，可见与用陌刀相行的仍是《卫公兵法》所记的步骑兼用的战法。 唐在与善骑射的游牧民族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步兵使用的进攻性武器陌刀构成了主要原因之一。陌刀是定居民族与善骑射的游牧族战争中，改变自己马少不精的劣势、发挥步兵多优势的关键兵器，陌刀伴随着唐帝国的建立、昌盛、荣辱悲欢。 综上所论，隋唐与突厥作战方式主要经历了从方阵，到精骑，再到陌刀的演变。从方阵到陌刀，都是适合中原定居民族以步兵为主的作战方式，这种演变经历了“正、反、合”的历程。陌刀战法，开启了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战争的新局面。如宋代用斩马刀破倏忽往来、驰骋中原的“铁鹞子”者[22]，正是唐陌刀制的延续和发展。 注释： ①《隋书》卷四〇《宇文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165-1166页，《北史》卷六〇《宇文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140页。相关研究见罗新本：《突厥活动初见于史籍在大统六年考》，《文史》第36辑，1992年，第124页。 ②《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云：“(大统)八年(542)，加金紫光禄大夫，转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先是常预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如旧。乃于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仍远斥候，知其动静。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测命积柴之处，一时纵火，突厥谓有大军至，惧而遁走，自相蹂践，委弃杂畜及辎重，不可胜数。测徐率所部收之分给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复至。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54页，参《北史》卷五七《广川公测传》，第2071页；《通典》卷一五三《兵六·示强》，中华书局，1988年，第3927页)大统八年，宇文测行绥州事后，改变从前入城堡躲避突厥的战略，以火攻战胜突厥，阻止了突厥的每年入侵。据此可知，在宇文测行绥州事之前，突厥作为一个富有杂畜和兵器辎重且能独立出征的部落，冬季入侵绥州已是常态。《宇文测传》中的“每岁”，显然早于542年，据常情推测，也可能早于540年。详见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页；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第1-2页；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3页。 ③《隋书》卷五六《宇文传》，第1389页；《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五》，中华书局影印明本，1960年，第4343页。 ④《隋书》卷八四《突厥传》，第1864页。参见《北史》卷九九《突厥传》，第3289页；《册府元龟》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风三》，第11311页。但《唐会要》卷九七“吐蕃”条(中华书局，1955年，第1730页)、《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西戎·吐蕃》(第5172页)、《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220页)均记载：吐蕃“重兵死，恶病终”。 ⑤《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47页。参见罗丰：《规矩或率意而为?——唐帝国的马印》，《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149页 ⑥见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4-276页。 ⑦《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太建十四年四月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56年，第5456页。 ⑧按《隋书·杨素传》作“十八年”(第1285-1286页)，误，应从《隋书》卷六五《周罗睺传》(第1525页)、《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开皇一九年(599)五月条(第5563-5564页)，改为开皇十九年。 ⑨“舆”，《北史》卷四一《杨素传》(第1513页)作“与”；但《通典》卷一五九《兵十二·励士决战》(4092页)、《太平御览》卷三一〇《兵部四一·战下》(中华书局影印宋本，1960年，第1426页)、《册府元龟》卷三九五下《将帅部·勇敢二下》(第4694页)均作“舁”，可见《北史》“与”字误。《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开皇一九年五月条(第5564页)作“设”。《通鉴》更为准确。因为在行军布阵途中，士兵要“舆鹿角”，但战阵列好后，鹿角要插入地下，形成阻挡骑兵的屏障。《通鉴》用“设”字，更准确地体现了方阵的结构特点。 ⑩《隋书》卷六五《周罗睺传》云：“十九年，突厥逹头可汗犯塞，从杨素击之。虏众甚盛，罗睺白素曰：‘贼阵未整，请击之。’素许焉。与轻勇二十骑直冲虏阵，从申至酉，短兵屡接，大破之。”《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开皇一九年五月条亦记载：“上仪同三司周罗睺曰：‘贼阵未整，请击之。’帅精骑逆战，素以大兵继之。”(第5564页)可知《隋书·杨素传》有省略。周罗睺“与轻勇二十骑直冲虏阵”，即直接用精锐的轻骑兵冲锋陷阵，与突厥短兵相接。杨素布“诸军为骑阵”，而周罗睺所率领的二十余名骑兵，即骑阵的先锋。 (11)《资治通鉴》，第5631页。《隋书》卷六五《周法尚传》作：“尚曰：‘结为方阵，四面外距，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若有变起，当头分抗，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或战不利，屯营自守。臣谓牢固万全之策也。’”(第1528页)《太平御览》卷三〇一《兵部三二·阵》(第1385页)引《隋书》同，《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五》(第4346页)亦略同于《隋书》。《通鉴》所记，更为清晰，兼有胡注，故引之。 (12)《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778页；参《册府元龟》卷四五六《将帅部·不和》，第5405页；《资治通鉴》卷二○○显庆元年(656)十二月条，第6299页；《新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137页。 (13)《资治通鉴》卷二○○显庆元年十二月条作：“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第6299页)较《旧传》更为清楚明白。 (14)详见李孝聪《隋长城》，罗哲文主编：《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83页；朱大渭：《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1-66页；李鸿宾：《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收入其著《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38页。 (15)《隋故礼部尚书固安崔公(仲方)墓志铭并序》，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8册，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57-259页。 (16)崔仲方在《隋书》有传，记载：“高祖为丞相，与仲方相见，握手极欢，仲方亦归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并嘉纳之。又见众望有归，阴劝高祖应天受命，高祖从之。”见《隋书》卷六〇《崔仲方传》，第1448页。 (17)开皇元年年末，突厥入侵，“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太建十一年十二月条，第5450页)。崔仲方巡行长城，应也是修保障，峻长城。 (18)按：“十五万”，诸书记载不一：《北史》卷三二《崔仲方传》作“十万”(第1177页)，《隋书》卷一《高祖纪》作“十一万”(第23页)，《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三》作“十万”(第11631页)，《资治通鉴》卷一七六至德四年(586)二月丁亥条作“十五万”。 (19)《隋书》卷六〇《崔仲方传》，第1448页。参《北史·崔仲方传》、《隋书·高祖纪》、《册府元龟·外臣部·备御三》及《资治通鉴·陈纪》至德四年条。 (20)《隋书》卷三七《梁睿传》，第1127-1128页，参见《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五》，第4344页。 (21)《资治通鉴》，第5458页。《隋书》卷五三《达奚长儒传》(第1350页)、《北史》卷七三《达奚长儒传》(第2521页)、《册府元龟》卷三九五下《将帅部·勇敢二下》(第4694页)均记载此事，但无“四面抗拒”4字，这是体现方阵战法最关键的一句。故引《通鉴》。 (22)《资治通鉴》第5590页，《隋书》卷四八《杨素传》(第1286页)、《北史》卷四一《杨素传》(第1513页)、《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五》(第4345页)记载简略。 (23)《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大业十一年条，第5698页。李渊任使时间，温大雅著《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页)记为大业十二年，《通鉴考异》有所辨正，今从之。《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页)亦作十一年；《新唐书》卷一《高祖纪》作“十一年，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页)。 (24)《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第5712页。关于李渊任太原留守的时间，《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2页)、《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均作大业十三年(617)，今从《通鉴》。 (25)《隋书》，第1244-1245页，参见《北史》卷七一《庶人谅传》，第2471页；《资治通鉴》卷一八〇仁寿四年(604)条，第5605页。 (26)《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2页。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条，第5717页；《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 (27)《旧唐书》，第2353页。参《新唐书》卷七八《淮阳壮王道玄传》，第3518页。 (28)《资治通鉴》，第5822页。参《旧唐书》卷五五《薛仁杲传》，第2248页；《新唐书》卷八六《薛仁杲传》，第3707-3708页。 (29)《资治通鉴》，第5748页。但《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8页)记载不同，未记载李世民冲阵、转危为安事。 (30)《资治通鉴》，第5881页。参《旧唐书》卷五五《刘武周传》，第2254页；《新唐书》卷八六《刘武周传》，第3713页。 (31)《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十年(626)条，第6121页。 (32)吴兢撰《贞观政要》，卷一〇单独有“论畋猎”一篇，记录了虞世南、谷那律、魏徵、刘仁轨对太宗“游猎”的劝谏。见〔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第514-520页。 (3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贞观政要集校》，第26页。 (34)类似的对话还见于《贞观政要》卷二“直言谏诤附”。见《贞观政要集校》，第140页。 (35)《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第5156页；《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第11525页。 (36)《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7-108页，esp.108。 (37)不只是唐太宗一人，李唐皇族均突厥化严重，参见那波利贞：《唐代の長安城內の朝野人の生活に浸潤したる突厥風俗に就きての小攷》，《甲南大學文學會論集》27号，1965年，第1-53页。此文承日本学者中田裕子女史帮助复印，谨致谢忱!关于李渊子孙的突厥化问题，拙著《李渊子孙与突厥》(待刊稿)有详细论述，此不赘引。 (38)《大唐故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朔方郡开国公兼尚食内供奉执失府君(善光)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452-453页。 (39)《唐上柱国刑国公李君(密)墓铭》，《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53页；《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武德00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 (40)《贞观政要集校》，第77-78页；参《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条，第6170页。 (41)关于陌刀的功能、性质和使用推广等，详见拙著：《陌刀与大唐帝国的军事》，《学人》第7辑，1995年，收入拙著：《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5-308页。 (42)《旧唐书》卷五六《阚稜传》，第2270页；《新唐书》卷九二《阚稜传》，第3801页。 (43)《旧唐书》，第3297-3298页。参《新唐书》卷一三八《李嗣业传》，第4615-4616页。 参考文献： [1]蔡鸿生.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J].学术研究，1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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