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24 《历史研究》2013年6期 余新忠 参加讨论
一、史料呈现的两种图景 目前，很多史学研究论著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将某一主题的记载从浩瀚的史籍中汇集起来，并从具体的语境中抽离，以史料字面含义来呈现历史。如果按照这样的做法，将以上那几类不同性质的史料汇集起来，并仅依据其字面含义解读，将是怎样的清代城市水环境图景呢？ 首先，流经城市的大江大河往往十分浑浊。黄河的浑浊人所共知，历史上“黄河清”早已成了特异的自然现象，黄河水的含沙量至迟在明代已经相当可观。⑩宋以后，长江的水浊记录也时常可以见到，范成大在游记中多次谈到江水的浑浊，“汉水自北岸出，清碧可鉴，合大江浊流，始不相入，行里许，则为江水所胜，浑而一色”。(11)到清代，不仅长江，就是汉江等支流，也已成为浊河。魏源曾指出：“谓秦蜀老林棚民垦山，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12)这种景象在外国人的游记中也多有反映。20世纪初，一位美国人的长江游记中写道：“这条滔滔巨河从光绪皇帝的帝国心脏带来大量黄土，使黄海50英里的范围都因此而染上黄色。”(13)稍后，日本人中野孤山在1906年途经宜昌的游记中写道：“江水浑浊不堪，尤其是江岸附近，常有粪水流入。当地人毫无顾忌地在这些污水横流的地方取水。”(14)而民国初年，德富苏峰的游记则对这两大河流的颜色作了比较，称：“黄河水和长江水都是一样浑浊的，但长江水像黄酱汤，而黄河水就像番茄汁一样。”(15) 不仅是长江、黄河，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河流，无论东西南北，河水也颇为浑浊。比如长江流域，无论是中上游的锦江、赣江，还是下游的黄浦江，都是如此。关于锦江，20世纪初期访蜀的山川早水在其游记中写道： 锦江原为洗锦之水，故以锦命名。这条江现在还在，虽然江水浑浊，但古时可能是很清澈的。如果自古以来就是浑浊的，岂能洗锦。(16) 中野孤山亦称：“蜀都八十万人口，每天饮用的都是浑浊的锦江水。”(17)德富苏峰谈到赣江，“江西省的大动脉，船运业很发达。赣水也是浊流滚滚，只不过没有长江水那么混。”(18)19世纪中期来到上海的几位日本人在游记中均提到黄浦江“江水混浊”。(19)又如黄河流域的灞河，乾隆二十七年(1762)典试四川的积善在日记中写道：“灞水分流为四支，浊浪如黄河。”(20)再如海河流域的白河，斯当东在日记中称“河水混浊几乎无法饮用”。(21)一个多世纪后，一位法国人写道：“我们现在在大河上继续前进，黄泥翻滚的河水恶臭熏天，河面上漂着各式各样的垃圾、肚皮胀水的骨架、人和牲畜的尸骸。”(22) 至少到晚清时，那些大江大河已颇为浑浊，而城市居民又以河水作为饮用水，这一点似乎让来华的外国人印象颇深。正因如此，当时的中国人也找到了澄清水源的办法——明矾。这一点在斯当东的日记中就已谈到，(23)另一部首刊于1911年描写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记载： 城市中没有公共用水，在那些位于河边的城市中，未经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每天专门负责挑水的人把河水分送到家家户户，从桶内泼出的水整日把通往河边的石阶打得湿漉漉的。当挑来的河水过于浑浊不能饮用时，人们一般用装有明矾块并带有小孔的竹筒在水中搅拌几下，使水慢慢澄清。(24) 当然，在北京等北方城市，居民更多使用的是井水。(25)这类使用河水的描述，从侧面说明了当时途经城市的河流水质的浑浊。 其次，城内河道秽水横流，气味不佳。除了大江大河外，一般都还会有城内其他中小河流，南方的城市更是河网密布。在上面所说的几类文献中，时可看到一些水质污浊的记录。 康熙年间，浙江巡抚曾大举疏浚淤塞多年的城市河道，当时的文献就对城内河道的污秽有所描述，“久之，故道尽失，塞为街衢，占为庐舍，断沟腐水，曾不容刀，浊垢烦蒸，无所宣泄……(昔)浊滓弗渫，疾病侵寻，今洁而甘”。(26)又如雍正年间担任成都知府的项诚，亦在浚河文献中载有类似的信息，“成都金水河一道，向日原通舟楫，日久渐至淤塞……旧河既塞，城中地泉咸苦，每至春夏，沉郁秽浊之气，不能畅达，易染疾病”。(27)细读这类文献，可以发现，和前面举出的宋代文献一样，其描述的侧重点在疏浚河道有利于宣泄城市的污秽，河道淤塞则污秽郁积，导致疾病，对城市河道水质秽恶的描述比较间接。再如嘉庆初年，江苏巡抚费淳在苏州的浚河记中称：“顾其地当都会……烟火稠密，秽滞陈因，支流易壅。”(28)乾隆晚期，宁波的浚河文献也有类似的记录： 今其上流经河通塞不等，以致喉道日久淤废，水自西南两水门入者，仍由西南两水门而出，不特城内停蓄污垢，居民汲引，多生疫疠。(29) 此外，一些比较直接描述城市河道水质秽浊的记载，如查慎行在诗歌中写道：“京师饮汲井，城淢但流恶。”(30)比较典型的是乾隆二年“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中反映出的信息，这块碑现在已经有些漫漶不清，不过主旨仍可辨识，碑中谈到，从染坊流出的污水造成禾苗受损，花园胜景遭到破坏，饮水更成问题。由于这种污水有害肠胃，市民深受其害。许多傍山的茶棚也因水质而使茶无法饮啜。更有甚者，名山景观也随之黯然失色，昔日清流变成了“青红黑紫”、散发恶臭的污水沟。(31)乾隆末年出版的《扬州画舫录》中也载有直接描述扬州城河污浊的内容： 城河即市河，南出龙头关，有坝蓄水，与官河隔，谓之针桥……龙头关河道，半为两岸匽潴。滮池所集，浑浊污秽，五色备具，居人恒苦之。(32) 嘉道时期的包世臣则就南京的情况指出： 夏秋潮通内河，而夹河多妓馆，净桶上泼，居民即于下流汲用，是城中居民，自少至老，肠胃皆渐渍污秽而成，志趣卑下，实有自来。(33) 19世纪中期以降，此类记载大增，特别是在新出现的第二类资料和数量剧增的第三类资料中，相关论述相当丰富，而且也比较多地集中在上海等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有关上海的论述最丰，且水质问题相当严重。如王韬在19世纪中期的笔记中言： 城中河渠甚狭，舟楫不通。秋潮盛至，水溢城闉，然浊不堪饮。随处狭沟积水，腥黑如墨。一至酷暑，秽恶上蒸，殊不可耐。(34) 差不多同时，温病大家王士雄也在其有关霍乱的专著中指出：“然(上海)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35)《申报》对此有着数量更多的描述，而且很多描述让人感到问题相当严重： 沪城滨海枕浦，朝潮夕汐，城内居民咸资其利，无如城河浅狭，糟蹋尤甚，沿河两岸，倾倒垃圾过多，潮水一来，满渠便黑污秽，所酿无非毒流。(36) 无论城内之河，其狭小有同沟浍，民间所积秽物，相率倾弃其中，水黑若墨，烈日所曝，秽气薰蒸，行路人触之易生疫病。(37) 梁志平曾对《申报》中有关城市河道水质的描述有较为详细的罗列，于此不赘。(38)与此同时，一些外国人的观察记录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黄浦江和吴淞江，那里有早晚的潮汐，但汇入它们的小河细流，由于没有涨潮和落潮，水则是静止而污浊的，泛着绿色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39) 除了上海，其他城市问题也不小，比如南京，光绪中期的一份有关浚河的文献就秦淮河的情况指出：“春夏水涨，兼江湖灌输，朝夕不断。至秋冬水涸流停，舟楫难通，即汲饮亦皆秽浊，民甚病之。”(40)民国初游览中国的德富苏峰亦描述说：“秦淮河的水比东京柳桥下的水还要脏。”(41)又如宁波，时任宁绍道台的薛福成在光绪十四年(1888)的浚河文献中写道：“迨今未及十年，河道淤浊已甚。”(42)20世纪初的海关报告则指出：“(宁波)城内街道照旧肮脏不堪，流经闹市的河浜有时充满有机物的绿色沉淀。”(43)再如天津，咸丰年间一份外国人的记录曾就城河谈到：“天津城的围墙外边有条河沟，河沟蓄积了来自城市和近郊的废物和垃圾。我们大部分的士兵的驻地都非常接近这条河沟，有些更在河沟的岸边，因而受到臭味的困扰。”(44)不仅城河，城市及周边的河流也情况不佳，比如当时报端的一则时论指出： 津人行汲，皆仰给于潮河，潮逢小信，则取诸支巷，或以井泉代之。用以烹茶，黯然无色，贮杯中停少顷，则色如碧玻璃，又时许，则黑如墨汁，其气腥，其味恶，令人作呕，固知其不洁矣。(45) 又如比利时租界的大直沽官沟，领事认为其“曲湾淤污，水不洁净，船难抵埠”而欲采取措施。(46)此外，容闳于咸丰九年(1859)至绍兴买生丝，就城河水质描述说： 绍兴城内污秽，不适于卫生，与中国他处相仿佛。城中河道，水黑如墨……总绍兴之情形，殆不能名之为城，含垢纳污之大沟渠，为一切微生物繁殖之地耳，故疟疾极多。(47) 到19世纪中后期，一些城镇也出现了有关水质污浊的记录。同治年间，永嘉县疏浚城河的文献谈道：“乃人居稠密，日久禁弛，不肖居民，或浸茅竹，或弃秽物，开沟倾注，秽水横流。甚至造坑厕于湖边，搭桥盖于湖上，致恶物停积，淤塞不堪。”(48)光绪年间，金匮县《荡口镇开河禁碑》也指出：“荡口镇人烟稠密，舟楫通衢，市河本形狭小，频年居民任意淤塞，以至瓦砾堆积，行船搁浅，农田戽水难资灌溉，河水臭秽，饮易致疾，种种受累，已非一日。”(49) 此外，一些一般性的论说城河污浊的言论，如道光年间，苏州善士潘曾沂在主张挖井、使用井水的文章中谈道：“而今人乃匀焉不察，听其(井——引者注)填塞、蔽固，等之无用之地，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50)20世纪初一篇题为《崇洁说》的文章在论说当时中国亟待举行卫生之举时，首列“开浚市河”，称： 内地河道，虽离市较远之处，尚见宽广，若市廛繁盛之区，两面房屋逐渐侵占，河身竟狭不容刀，兼之灰艇粪船到处充塞，自朝至晚，居民有从事于洗衣涤秽，以至河水污浊不堪，汲而饮之，必致滋生疾疫。(51) 从这些记录不难看出，由于国家缺乏专门负责垃圾清扫和搬运的机构和人员，(52)沿河的居民随意将垃圾秽物抛入河中，部分居民侵占河道、在河道上搭盖建筑，导致河流泥沙的沉积、城市河道淤塞严重，城河水流不畅，水质污浊，甚或臭气熏天。 最后，由于清代城市普遍缺乏完善、通畅的下水设施，街道也坑洼不平，存在大量的臭水沟、污水潭。来华的外国人对此印象深刻，19世纪中期，雒魏林就上海的情形写道： 对城市和水道的清洁均缺乏警察的管理，任何类型的公共清道夫均闻所未闻……不仅如此，下水道则是最有问题的。那排水沟并不比污水坑好到哪里，各种各样的污物堆积其中并污染着空气。(53) 1875年，前来中国游历的曾根俊虎就天津的情况说道：“城内地基很低，一下雨，城墙之下积水成河。一到暑日，各处污水沟臭气冲天，热气引发多种流行病，致使丧命无数。”(54)晚清著名的传教士卫三畏也在其论著中谈道：“排水系统很近地表，而且不完善，阴沟很容易堵塞或损坏，污水外溢，流到路上。”(55)一则有关广州卫生状况的报告称：“在许多狭窄街道的两边，有未加盖的沟渠充满了垃圾和脏水，其表面被一层泡沫所覆盖，显示其下正在发生化学反应。”(56)曾在沈阳生活了三十年的医生司督阁说： 房子周围的环境同样是脏乱和不卫生的。停滞的污水积聚在一起，各种垃圾和废品，成了狗和猪的食物。1905年前，奉天并没有建立卫生设施的意图，除一些敞开的地沟之外，看不到任何排水设施。下雨时，排水沟成为奔腾咆哮的激流；干旱时，又变为臭气熏天的污水沟。(57) 这一状况开始引起一些具有近代卫生意识的国人的注目，民初一部方志就指出： 至于坑厕杂置，秽水盈街，污物乱弃，则各镇皆然，亦卫生之一大障碍也。(58)由此可见，当时的城市由于缺乏封闭并相互连通的下水设施，街边的沟渠还是市民丢弃污物和垃圾的场所，故排水不畅。平时沟渠污秽流淌，臭气弥漫。遇到大雨，街道又污水横流，或积水成潭，经久不消。 若仅就此来看，前述那些有关清代城市污染的研究显然较为可信。这似乎让我们觉得很多地方志、专业志中所谓的水污染多始于民国说法值得怀疑。然而，若我们将另外一些记载汇聚起来，似乎又看到了另外一幅历史图景。明末的张国维曾对当时松江府城河道的水质称赞道： 松江府城不甚广，外四面环濠，水通东西南北四关，出入城内，河脉最繁，处处通流，位置经纬各当，东南有龙渊，西有日月二河，西南有西湖小西湖，皆蓄聚渊渟，清澈心目，真水国之胜区也。(59) 清初鲁日满则对苏州城河有着美好的印象： 这座城市真大！它建在一条宜人的河流之上，河水清洌可饮，宜称之为湖而不是河；这里的街道与威尼斯一样，既可舟行又有陆道，而在这方面苏州更超出了威尼斯，因为它到处都是适于饮用的水。(60) 而且就是在晚清，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描述。如杭州城西湖的水就相当的清澈，咸丰九年，容闳曾描述道：“城之西有湖曰西湖，为著名名胜。湖面平如镜，底为沙泥，水澄碧，游鱼可数。”(61)德富苏峰的游记也说：“我们走过了荒草地，站在西泠桥上往下看水中的鱼儿，水很清，我们开始数起游来游去的鱼儿来。”(62)又如大运河和江南密布的河道，虽然靠近城市的地方或稍有污浊，但总体上似乎仍为清洁。1868年游历中国的瑞士人克莱尔曾这样描述运河上航行的见闻： 从昆山到苏州大约有20英里水路，河道又宽又直……河岸两旁是数不尽的废墟，惟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看见两个捕鱼人用长长的三尖鱼叉在叉捕鱼的地方水深而清澈。他们身手敏捷，当着我们的面从河里叉上来好多鳗鱼。(63) 能生长鳗鱼的地方，水质显然没有问题。清末一部描述中国各地地理人文的书籍，则对杭州的大运河叙述道：“杭州的运河为灌溉提供了水源，而且这儿的运河没有被用作排污的下水道，因为农民太珍惜肥料的价值，经常疏通河道，用河泥来肥沃农田。在运河里洗澡的人并不多，但淘米和洗衣服等都是在这儿进行的。”(64)能直接用来淘米，水质当不至于太坏。另外，德富苏峰在民初游历苏州城外的宝带桥时，用颇具文学性的笔触描述道： 离开留园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我们从这里坐船前往宝带桥参观，船下江水滔滔直通太湖，虽说是运河，看起来却是一望无边，汪洋渺茫，夕阳照射在水面上没有一丝波浪，江湖淡荡，让人有一种扁舟在五湖上的感觉。(65) 毫无疑问，若是这里水质污浊不堪，应不会让游历者产生如此美好的感受。不仅如此，根据1870年上海工部局委托英国皇家化学院弗兰克兰特(Frankland)博士化验的结果，即使是被时人视为最为污浊的上海的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质，“属于可利用的软淡水，其特点是矿物质含量适中，硬度低和有机污染极轻或无”，总体上要优于同时期的泰晤士河之水。(66) 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到，清代城市水环境就是到了晚清，仍相当不错，特别是跟现代相比，似乎算不上污染。这与前面呈现的图景显然多有抵牾，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