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47 《历史研究》2013年6期 余新忠 参加讨论
二、史料及其呈现图景之辨析 以上图景是将出现在不同类别、不同时空中的相关记载抽取出来，在特定意识指引下精选荟萃到一起而得出的。(67)虽然，适当地采用这样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是必要的。但在具体研读和利用史料时，若不能将其放在具体时空、历史情境和语境中来解读，仅仅根据集萃起来的史料的字面含义来呈现历史，或者在自己先入为主的指引下，片面地抽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来加以论述，无疑就会使真实性和全面性大打折扣。要对清代城市的水环境有一个基本全面、“真实”的认识，该如何来认识和解读这些史料呢？ 第一，既要注意史料具体的时空范围，同时也不应忽略史料作为例证的典型意义。毫无疑问，任何史料都出现在特定的时空中，而且其叙述的内容也往往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如果仅凭少数几条不同时空中的记载，就得出带有普遍性的认识，难免以偏概全。例如，18世纪苏州虎丘的河流因为染坊的污染而出现河水“青红黑紫”的个别记载，由此认为中国城市的河流已经普遍受到工业污染，显然言过其实、以偏概全了。很多有关城市河道污染的表述是有时间性和具体所指的。从上面列举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水质不良主要是因为泥沙淤积，居民随意倾倒垃圾秽物，导致城河淤塞，水流不畅，特别遇到干旱之时，河水就会秽浊不堪。乾隆五十年，宁波的浚河记录较为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按郡城形势，西南高而东北庳，东北通海潮，故无水门，赖三喉泄之，庶全城之气不至壅遏。且城河久淤，虽如刀之舟不得行，居民多占盖棚屋，倾弃秽浊，以农贾纷集之渠下，类断港绝潢，淀垽日积，无所流恶。(68) 若城河能够及时疏浚，则水“甘而洁”，就像前面谈到明末松江府城的情况一样。当时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各地城河的浚治，能否及时疏浚，要看各地方官和社会力量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过，城河的疏浚确实已被官府纳入施政范畴，如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讨论江南水利的奏疏中就专门谈到了如何处理疏浚城河的问题： 其挑浚城河及镇市之河者，则通计河身丈尺，俾濒河两岸居民，每户照其基址，各浚其半，其在港内不临河者，量为协助，深浅宽窄，各有定程，鳏寡孤独，悉予优免。至其间隙之地，并无民居，以及未挑之前，先须筑坝戽水，及挑之日，或须拆屋砌岸者。此等工费，公同确估，劝令绅衿富户，典贾鹾商，量力捐输，毋许勒派。(69)实际上，从地方志的水利志中很容易看到，各地城河的疏浚虽无确定的规律性，但都多有记录。这说明，水质污染并非经常如此，至少在得到疏浚的一段时间内，就会好转。 此外，还应注意相关表述的具体所指，在城市中一条河流淤塞秽浊，并不表示所有的河流都淤塞秽浊。比如上海，虽然前面的文献均指出河道污秽不堪，但显然不是所有河道水质都如此，《申报》上的一则议论称： 上海之水，类皆污秽，惟近浦以及北市租界能通大潮之处稍可。虽来汛泥浑，然皆江水，以礬搅之，可顿使澄清，盖黄浦之吴淞口受潮，海水与洋子江水同时泛涨，江水先冲，是以尚无海水咸味。职是故耳，浦中作践弃掷秽物固多，幸汐汛呼吸，能不致于积聚，民间取饮，虽其流过浊，不及山水之清洁，而入口之余，尚无秽气，则亦可将就矣。(70) 而一些小的河浜，特别是死水沟，可能就会像董竹君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是一条黑得如墨汁、稠得如柏油、看不见流动的污水浜。浜里有死猫、死狗、死老鼠、垃圾，也有用草席、麻袋装盖的婴儿尸体”。(71)又如在常熟双浜镇，到民国年间，该镇的河水除了臭河外还都是清洁的。 幸河流清洁，沟渠通畅。市河绕东西街后，臭河绕西北街侧，周春浜绕东北街傍。沟渠泄水，尚无壅阻，四巷门外，均有大水站供公共饮料洗濯之用。潮洪活动，浜流澄澈。除臭河不可饮外，余水皆清。(72)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关注相关史料出现的时空分布。梳理这一分布对呈现历史图景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城市河道秽浊的记录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数量庞大的有关河道特别是城市河道疏浚的文献中。论及城河秽浊的记录，至迟在宋代即已出现，但一者数量甚少，二者表述也比较间接。到清前期，相关的记录有所增加，表述也相对明确，但基本集中在大城市；18世纪，一些中等城市如宁波、扬州也出现这类记载；19世纪以后，不仅大中城市，就是一些城镇的浚河文献中也出现了河水秽浊的信息。城镇的浚河文献出现水质污浊的记录，确实是一个新的现象，像前揭永嘉县的同治年间的记录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而早前与永嘉毗邻的平阳县的浚河文献，则完全没有相关的内容。这说明清代，特别是19世纪以后，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水环境污染问题确实呈现日渐严重之势，而且涉及面也由大中城市扩展至城镇。 由此可见，若我们将那些史料置于具体的时空来理解，就不难看到，清代城市和晚清市镇河道水质污染尽管已经普遍存在，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城市河道的水质污染是全面而一贯的，就某一具体城镇来说，可能就是局部的，有时间性的。 与此同时，如果研究者只拘泥于史料中明确表达的信息，忽略其作为例证可能具有的典型意义，那将难以对历史现象得出相对完整全面的认识，只能呈现诸多相互割裂甚至矛盾的片段图景。梁志平在探讨近代以来太湖流域的水质时，按照地理区域和城市来论述，一方面认为上海县在开埠后，县城内外之河浜水就不堪饮用。1870年代后，城外重要河浜水质恶化，同时，杭州城市水质恶化问题由来已久，康熙年间就已存在，晚清更见严重；另一方面，又否认人口规模更大的苏州在19世纪中期以降，城市水质变坏，并认为苏州、松江等地，城市水质的受污染均是民国以后之事。(73)梁文的这些认识，都是根据其掌握的各地记载得出，单个来看都有依据，放在一起就会让人感到疑惑。按照常理，在地理条件、城市规模和城市污物处理等公卫措施基本相似的情况下，城市的水环境的总体状况也应该基本类似。就19世纪中期前后的情势而言，苏州、杭州、上海、松江等地的地理条件、污物处理等条件基本一致，上海开埠以后虽然情况比较特别，发展也较快，但开埠初期，与中国传统城市尚未见根本性的差别，而且从前面列举的资料来看，当时上海城内外的水质不良亦非上海独有，那么这些城市之间又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拘泥字面含义，要进一步挖掘出史料的典型意义。 首先，不能因为康熙年间有关浚河的文献中谈到杭州城河无从宣泄秽浊，就认为只有杭州的城河水质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因为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大中城市中，像北京、成都、苏州、宁波等城市也都有类似情况，既然如此，杭州的情况应该不是个案，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其次，晚清上海城河污浊的记载特别丰富，这些记录主要出现在第二和第三类资料中，特别是第二类资料尤其《申报》中，这无疑与来沪的外国人较多，上海又是《申报》等资料主要关注的对象有关。同时，也跟这些资料的性质和当时一些“先进”士人卫生观念的改变关系密切。实际上，就是《申报》上讨论上海城内河道时也认为城河污浊不独上海为然，“盖河道既隘，而诸家垢秽辄复倾弃其中，安得而不浊而且臭，此等情形他处城内莫不皆然，而上海则尤甚”。(74)也就是说，当时城市中淤塞的河道水质污浊，是常见的现象，只不过上海比较严重而已。另一篇讨论上海如何获得清洁饮用水的言论亦称： 查凡省城都邑，无不商贾云集，居民辐辏，而城厢河道，必致污恶不堪……余前见苏城内河，均有储水之船，停泊埠上，凡茶铺、老虎灶及民间饮水，均向船内取给。盖船从城外大河运装清水入城，以便汲饮。(75) 苏州也需要从城外河道运水，城内河水不洁。另外像松江，明末时的记载称其河水清洁，但出版于嘉庆二十年的文献中则称： 松江府城素称泽国，东门地接黄浦，因潮水挟沙来疾去缓，积年累岁，近时城河都已淤塞，人家买水以给，居者患之，他方莫论矣。即苏杭城居，都承雨水藏备煮茗，名为天泉，无奈稍久辄生孑孓，俗名打拳虫，殊属可厌。(76) 由此不难看出，像苏杭及松江这样的大中城市城内河水的污浊即便不如上海那样严重，恐怕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差异。 可见，我们在分析利用相关史料时，既要充分注意史料的时空范围，绝不能忽视或人为抽去其时空意义，同时也不能拘泥于史料的具体的时空范围，放弃对其典型意义的挖掘。 第二，解读史料时应对其性质、立场和具体语境有清醒的认识，惟其如此，才可能从相关记载中获取相对“真实”的历史信息。具体来说，第一类资料，是相对较集中反映水质问题的有关疏浚城河的文献，主要是希望借此表明疏浚河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或者藉表明河道经过疏浚后的新气象以彰显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境下，对浚河之前的水质污染问题有所凸显甚至夸大，应是不难想见的。另外，对其他一些零散的资料，我们需要了解作者是在怎样的语境中来论及水质问题的。比如，前述苏州的潘曾沂曾在劝导人们开井、利用井水预防疾病的文章中认为，时人不注意利用相对干净的井水，“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正是导致“多疾”的缘由。(77)潘氏在这里称河流污秽，显然是为了证明其倡导利用井水的合理性。若就此而认为当时苏州的河流都已污秽，固然有些断章取义，但若因为潘氏在文中没有直接论述河水不洁而导致疾病，而否认这一表达的意义，恐怕也不无以今解古之嫌。(78) 而对诸如《申报》之类的近代报刊，必须特别注意其史料的性质和立场。其最初由西人创办，其后也大多与西人有关，至少在晚清，这些报刊大抵有一种趋新崇洋的思想倾向。作者或为“先进”的士人，或直接就是“洋人”，对中国的现状多持批评的立场。因此，对中国之问题往往可能极力渲染和放大。而且那些论述也跟第一类资料一样，存在语境的问题，相关记载多出现在有关讨论疏浚城市河道和劝用自来水的文章中，这类论说对水质污染问题有所放大，十分自然。不仅如此，人们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和感受，也跟时代和个人的观念密切相关，虽然不洁易致疾病的认识早已存在，但在近代之前，清洁问题在中国人的防疫和卫生观念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卫生观念和机制的引入和实践，清洁问题不仅日渐受到关注，而且还被视为关涉民族兴亡的“国之大政”。(79)对其关注自然会伴随着对水质是否清洁的关注，这些报刊的作者，往往是深受西方卫生观念影响之人，所以会对水污染问题十分敏感。早期《申报》出现了大量有关城市河水秽恶的议论和报道，并不能就此认为当时上海的城市水环境急剧恶化，而只能是说明刚刚引入的卫生观念让一部分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实际上，《申报》后来的相关议论反而不若最初几年多，(80)显然不应是上海的水环境问题得到了改善，而应是这类刺激的减弱和关注点转移所致。 外文的报刊以及外国人的游记等文献资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我们看到的那些专业报告和外国人游记或有关中国的论著，都是较为严肃认真的著述，他们记录下来的观感和图景，无疑都有“真实”的一面。不过，由于不同作者的秉性、立场和对中国的情感，其对中国关注点无疑也各不相同：那些崇敬中国或对中国抱有情感的人士，往往会努力去发现中国美好的一面；那些文明或种族优越感强烈、鄙视中国者，则无疑会放大中国的黑暗面。在阅读相关文献时，笔者注意到，尽管总体上西方人的游记数量更多，但对中国水环境问题记录较多的，却是晚清来华的日本人。这其中，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下面这段日本游历者的对话，比较明显地反映了情感和立场对观感的影响： 尽管在异乡遇到了无比思念的国人，我却总感觉有种莫名的寂寞袭上心头。只不过都是一样的黑眼珠，聚集在饭桌前的五十多个人全都和我素未谋面，顶多能和旁边的人聊上几句： “第一次来中国吗？” “是的。” “这里太脏了，是不是受不了？” “没有啊，觉得非常有意思。” “啊？是吗。” 接下去再也没有什么话题了，所以感觉气氛沉闷。(81) 还有，虽然像德贞那样，一开始批评中国的卫生状况，后来却特别赞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西人，(82)并不多见，但确实在不少西方人的报告，特别是一些专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包括水环境的城市卫生状况，多有批评性的描述；但同时，又承认中国人的健康状况远比他们认为的要好。雒魏林就上海的情况谈道： 虽然河道仅仅一部分能被大潮一个月冲刷两次，但无论何时的涨水，都会被城里所有的家庭汲为家用。尽管这些水附有腐败物质，容易导致各种疾病，不过人们通常完整地保持一般的健康水平。虽然脸色有些蜡黄和苍白，有时还有些精力不足，但他们完全胜任他们的工作。(83)1888年，《博医会报》刊载的一篇有关广州的卫生状况的文章也称： 尽管有所有这些事情，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后，我所形成的观点是，广州在总体上并不比西方的城市更不健康，也并不更易遭致疫病。(84)1896年，天津海关的年报亦就白河的水质指出：“北河之水，向来不洁，但历年各人饮之，亦不见甚害。”(85) 另外，对于水环境和气味对异文明的人来说，还存在长期以来形成的感官习惯问题，(86)对于这种不习惯，那些具有文明优越感的人又往往会将其视为不卫生、不文明。比如，雒魏林曾就此认为中国人嗅觉不灵敏，他说：“通常情况下，中国的嗅觉器官似乎不太敏感，因为当外国人在中国城市的任何一地受到令人厌烦的臭气的冲击而几乎被击倒时，而本地人却几乎没什么反应，无论在家还是在外。”(87)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以上这些文献中描述的城市河道污染问题严重性的评估，应该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在中国都市中，即使是到了晚清，尽管确有污秽不堪的河流，流经城市的大河流也很是浑浊，但水质应该还不坏，未必都已遭受污染。1870年的化验结果表明，至少不比当时西方工业化国家河道的水质差。(88) 第三，在集萃史料时，需对自己所收集史料在相关的整体文献中所占的分量有全面的把握。在解读史料时，应该有尽可能将史料放回出处的意识，不仅应看那些文献说了什么，也要注意没说什么，不仅要注意说了相关信息的记载，也要了解没有相关信息的类似文献，以及它们各自所占的分量。比如，在第一类资料中，虽然在有关疏浚河道的文献中，宋代就出现因河水不洁导致疫病流行的说法，但涉及河水污浊的却凤毛麟角。而在清代疏浚城河的文献中提到河水污染影响居民饮水卫生也很少见，特别在清前期只是极少数，并只限于大城市的浚河文献中。19世纪以后，这样的记载开始增多，到晚清，有些市镇的浚河文献也有出现，但丝毫没有提及这一问题的记录则更多。而且，在外国人的著作中，虽然有相对较多的记载，但并没有对城市河道水环境给予关注，这多少表明当时水质状况并没有对他们产生特别的印象和刺激。不仅如此，即使是一些文献论及水质污浊问题，那也只是众多问题之一。比如在前揭项诚的《浚成都金水河议》中，“是河一开，则地气既舒，水脉亦畅，民无夭扎，其利四。”也就是说其只是其中的一利而已，且还是最后一利。同时很多记载的行文语调也在表明，水质问题并非疏浚城河最为核心的关注点。道光《苏州府志》中是这样记录费淳疏浚城河之事的：“苏城河道淤塞，秽浊之气，蒸为疾沴，淳督守令，劝谕士民，一律疏浚深通，舟行无阻。”(89)可见在方志编纂者的心目中，城河疏浚深通，最重要的结果不是水质的变化，而是“舟行无阻”。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将相关的历史记载放回具体的语境中，就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地过度凸显水质的污染问题。这也说明，到清代，特别晚清，尽管城市水质污染问题日渐明显，但总体上并不像将具体记载集萃到一起、仅仅依据其字面含义所呈现得那样夸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