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57 《历史研究》2013年6期 余新忠 参加讨论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以往有关城市水环境的论述之所以会出现一些看似矛盾之处，一方面是因为比较缺乏对这一问题通盘而系统的考量，对相关资料的搜集也不够系统、全面。另一方面，则在于研究者对解读史料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使用“选精”、“集粹”等研究方法无可厚非，也难以避免，但在使用这些方法时，若缺乏适切的观念和方法，就往往会出现“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90)或拘泥于字面含义而缺乏全局观等问题，要么夸大存在的问题或取得的成就，要么人为割裂历史图片的连续性和系统性。故此，要想解决以上问题，就需要我们在系统搜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在对其作全面深入的考察时，要特别注意解读和利用史料的方法论，充分考虑所利用史料的性质、语境和时空特性等内容对自己关注信息的影响，要注意挖掘文本蕴含的“常识”和典型意义。据此，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应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有关清代城市水环境的认识： 第一，流经很多城市的大江大河多浑浊，但水质并不恶劣，饮用前经过适当的处理(比如明矾沉淀)，不至于危害健康。 第二，由于城河多被赋予了排泄污物的功能，在一些大城市，由于淤塞造成部分水域污染的情况很早就已出现，而且随着清代中后期人口的大量增加而渐趋严重，并不断扩大范围，程度也有所加深。但这应该是局部和不时出现的问题，一旦城河得到疏浚，问题至少就会缓解。而且由于传统粪秽处置机制让粪便和垃圾中众多可以作为肥料的有机物不会轻易流入河流，使得这种污染不至于太过严重。另外，流经城市或城市周边的较大河流的水质应该仍然不错。 第三，由于排水设施不良，污水沟、污水潭和污水横流现象在清代的城市中应该时常可见，但也具有时间性和局部性。在观感上对城市的水环境具有较大影响，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损健康，仍有待评估。(91) 第四，虽然在个别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河渠也出现了一定的手工业或工业污染，但绝大多数城市水环境的恶化，还是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生活垃圾无法及时有效清除造成的，与后来由现代工业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着根本的不同。 注释： ①侯仁之和蔡蕃就曾对北京的城市水源有专门的探讨，不过其关注的基本是水量问题。(参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9—204、272—304页；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问题》，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行龙在介绍其团队的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计划时，就将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当作基本的研究内容，不过就团队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表述来看，其所说的水资源主要侧重的仍是水量。(参见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又如，王利华曾有多篇论文论及中古时期华北的水环境和水资源，但也基本未涉及水质的问题。(参见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的初步考察》，《南开学报》2007年第3期)再如，吴文涛在探讨永定河的筑堤对北京的水环境的影响时，论及的也都是水量的问题。(参见吴文涛：《清代永定河筑堤对北京水环境的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②有关水利社会史的兴起，可参见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相关研究成果综述，可参见廖艳彬《20年来国内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回顾》(《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③Jean-Pierre Goubert, The Conquest of Water: The Advent of Health in the Industri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其中文书评可参见张瑞：《水与健康的变奏曲——〈水的征服〉评介》，常建华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0—425页。其他相关研究可参见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3—204页。 ④这类的研究主要有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第203—252页；周春燕：《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5—258页；杜丽红：《科学与权力：近代北京饮水进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熊遠報：《清代民国時期における北京の水売買業と「水道路」》，《社会経済史学》第66卷第2号，2000年7月，第47—67頁；《十八—二十世紀における北京の生活給水と都市の外来労働者》，《年報都市史研究》(通号12)，2004年10月，第33—44頁。另外程遂营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180页)一书中也对唐宋开封的用水和排水系统等有所论述。 ⑤参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1分，1999年3月。 ⑥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⑦参见梁志平：《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5月，第61—118页。 ⑧牟振宇：《开埠初期上海租界的水环境治理》，《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 ⑨参见冯贤亮：《清代太湖流域的环境与卫生——以外国人的游程和感觉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⑩参见王星光、彭勇：《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 (11)范成大：《吴船录》，陈新译注：《宋人长江游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88页。 (12)魏源：《湖北堤防议》，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5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8页。杭宏秋对古代长江水的清浊情况有较为简要的探讨，参见杭宏秋：《古代长江水清浊考略》，《古今农业》1987年第2期。 (13)威廉·埃德加·盖洛：《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晏奎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14)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郭举昆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0页。 (1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刘红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4页。 (16)山川早水：《巴蜀旧影——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李密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 (17)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第128—130页。 (18)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144页。 (19)峰潔：《清国上海見聞録》，小島晋治監修：《幕末中国見聞録集成》，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年，第11卷，第28頁。 (20)积善：《构山使蜀日记》，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壬寅，清末何绍基抄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21)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第249页。 (22)皮埃尔·绿蒂：《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马利红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23)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49页。 (24)E. 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页。 (25)参见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第203—252页。 (26)邵远平：《戒山诗文存·遂余集·浚河纪略》，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10a—10b页。 (27)项诚：《浚成都金水河议》，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117《工政二三·各省水利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70—2871页。 (28)费淳：《重浚苏州城河记》，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5—306页。 (29)乾隆《鄞县志》卷4《水利》，《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06册，第74—75页。 (30)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52页。 (31)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71-73页。 (32)李斗：《扬州画舫录》卷9《小秦淮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3页。 (33)包世臣：《齐民四术》卷2《农二·答方葆岩尚书书》，潘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3—84页。 (34)王韬：《瀛壖杂记》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页。 (35)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上卷，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北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54页。 (36)《邑侯叶公淘河德政记》，《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第1页。 (37)《论开浚城河之利》，《申报》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第1页。 (38)梁志平：《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66—67页。 (39)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Publishers, 1861, p.28. (40)《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380页。 (41)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161页。 (42)薛福成：《庸庵文别集》卷6《重浚宁波城河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2—234页。 (43)《浙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44)芮尼：《北京与北京人(1861)》，李绍明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43页。 (45)《时报》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第88号，第1页。 (46)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6页。 (47)容闳：《西学东渐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87页。 (48)陈宝善：《疏浚河道示禁勒石(1863年)》，金柏东主编：《温州历代碑刻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49)无锡市水利局编：《无锡市水利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附录”，第440页。 (50)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资一药房记》，咸丰九年刊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12b页。 (51)张德彝：《醒目清心录》卷3，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4年，第1册，第157页。 (52)参见Yu Xinzhong, "Treatment of Night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52-58. (53)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 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37. (54)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前编》，范建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页。 (55)卫三畏：《中国总论》(上册)，陈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13页。 (56)J. G. K.,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Canto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 no.(Sep. 1888), p.136. (57)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伊泽·克里斯蒂编：《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和回忆》，张士尊、信丹娜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58)陆晶生：《新庄乡小志》卷3《街衢》，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004页。 (59)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8册，第45页。 (60)M. Martini, Novus Atlas Sinensis, Trento: Universita deli studi di Trento, 2002, p.100，转引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 (61)容闳：《西学东渐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第81页。 (62)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191页。 (63)阿道夫·克莱尔：《时光追忆——9世纪一个瑞士商人眼中的江南旧影》，陈壮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64)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十八省府》，沈弘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6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210页。 (66)上海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5页。 (67)李伯重曾以解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一史学界的普遍认知为切入点，探析了传统经济史研究中普遍采用的“选精法”和“集粹法”及其问题，认为正是这两种错误的方法论，建构了“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一“虚像”。(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氏的这一研究对笔者有重要的启发，不过本文无意讨论这两种方法错误与否，而是希望通过具体分析，更全面地阐释使用这两种方法导致得出片面的历史图景甚或“虚像”的缘由以及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68)钱维乔：《竹初文钞》卷1《鄞县重建三喉修浚城河记》，嘉庆年间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22页a。 (69)鄂尔泰：《敷奏江南水利疏》，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111《工政十七·江苏水利上》，第2680页。 (70)《上海饮水秽害亟宜清洁论》，《申报》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二日，第1页。 (71)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页。 (72)王鸿飞：《双浜小志·市镇》，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第754页。 (73)梁志平：《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64—98页。 (74)《上海城内地方宜加整顿说》，《申报》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第1页。 (75)《上海城内宜设水船以便民用论》，《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第1页。 (76)黄凯钧：《遣睡杂言》卷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73—574页。 (77)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资一药房记》，第12a—12b页。 (78)笔者曾藉该史料认为当时苏州水质状况渐趋恶化，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4—175、205—206页。对此，梁志平提出了批评，认为潘氏劝人使用井水，是出于风水和五行理论方面的考虑，而非针对河水水质状况而言的。(《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89—90页)这一批评无疑具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在解读史料时，必须考虑作者论述时的语境和立场。不过潘氏既然在文中明确提到了“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要说他完全不是针对河水水质而言的，似乎也有问题。而且梁氏的这一质疑，似乎忽视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即传统上一般认为河水水质要好于井水。试想，如果当时苏州没有城河水质不良的问题，潘氏何以会提出饮用河水致疾的问题？至少可以说，当时河水的不洁已经给潘氏留下了印象。至于说潘氏劝人使用井水，多基于风水和五行理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潘氏并没有现代的卫生认知，他以熟悉的风水和五行理论为自己的主张张目，实在正常不过了。 (79)参见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3—78页。 (80)梁志平曾列举了《申报》中相关记载178条，其中属于清代的71条，而这之中有48条属于光绪七年之前，也就是《申报》创刊后的头十年中。(《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312—317页) (81)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李炜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3—84页。 (82)有关德贞的情况，参见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经济——德贞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卫生》，李尚仁主编：《帝国与现代医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第223—270页。 (83)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40. (84)J. G. K.,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Canton," p.138. (85)《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天津市档案馆编著：《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88-1911年)》下册，吴弘明译，1993年内部印行本，第60页。 (86)参见李尚仁：《腐物与肮脏感：十九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环境的体验》，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82页。 (87)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36. (88)对于观感和实际情况存在的差异甚或矛盾的现象，梁志平在最新的研究中做了考察，他以上海为例，探讨了西人(实际应为外人，因为他引用的很多例子都是日本人的)对饮用水水质的认知和应对，认为他们的认知为：水体物理性表现为浑浊，生物特性表现为污秽，化学特性表现为洁净。并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生活习惯不同。(《西人对1842年至1870年上海地区饮用水水质的认知与应对》，《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这一观察非常有趣，不过若因为当时上海吴淞江等地水质好于泰晤士河，就认为其化学特性洁净，或许与不自觉地以西方为标准的意识有关，实际上当时的泰晤士河，恐怕是世界上最脏的河流。另外，仅仅将这种差异归结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解释力也似有不足。 (89)道光《苏州府志》卷70《名宦二》，道光四年刊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33页b。 (90)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91)虽然这往往会被当时的外国人视为中国环境状况不够卫生的重要依据，但上文谈到，他们对此是否真的影响居民健康，亦不敢肯定。有人甚至还提出了质疑，如英国人芮尼就曾于1861年针对天津城市污水沟散发臭气问题议论道：“这些城市的情况，无论我们觉得怎样恶劣和令人不安，总比我们要改变它还好。这我是确信无疑的。事实上，我们把那些所谓公共卫生措施——填堵沟渠和粪坑——引入中国，让有机物质埋在分解媒介下而产生影响人类健康的有毒气体，这我认为是错的。相反，中国现行的做法是，把有机分解物暴露在空气下。无论这和当前的卫生观念怎样不吻合，我个人认为是无害的。”(参见芮尼：《北京与北京人(1861)》，第243—24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