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45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 冯尔康 参加讨论
四、余论：略谈中西文化交流高潮消退之原因与影响 礼仪之争标志清初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的消退，究其原因，自然需要从罗马教廷及其内部的派别、西欧各国君主之间关系以及与教廷、教派之间的关系，教廷、各国君主与清朝的关系上考察，即取决于教廷、西欧诸国、清朝诸方面的复杂关系与各自政策，主要原因是教廷的禁约令。教廷两度派遣特使到中国贯彻禁约令，向清朝皇帝权威挑战，也是一种挑衅，从而激怒康熙帝，致使其采取禁教政策。 (一)可以理解教皇的禁约抉择，但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 教廷坚决推行禁约令，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面对内部在华传教方式的派别之争需要调节：在华传信部人员与耶稣会士之间斗争导致礼仪问题愈演愈烈(38)；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白晋等人坚持利玛窦传教方式，反对葡萄牙人、主张实行教廷禁约的阎当训令(39)。传教士的国别又涉及国家之间、国家与教廷的利害关系，比如“法国传教区自一开始就在传教职责之外代表着法国国王的利益，法国传教区成员的身上因此有着比较浓重的世俗气息”。所以在华教派之争，背后有着西欧各国君主利益的某种驱动力(40)。又如葡萄牙国王反对禁约，在日本的葡萄牙人宗座代牧就不贯彻。诸如此类的利害冲突，可知格勒门得十一世强硬贯彻禁约令有其客观原因，并非心血来潮作出的决定，可以理解他；但是不注意实行禁约令带来的严重恶果，就不能不归咎于他了。 (二)禁约令挑衅中国皇帝权威必有恶果 吴伯娅讲到礼仪之争的实质：“康熙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不仅仅是文化传统与宗教教义的矛盾，而且是中国封建皇权与西方宗教神权的冲突。教皇的禁约既是对中国的内政和文化传统的干涉，也是对封建皇权的挑战。”(41)确实是教廷向中国皇权挑战。 尊孔读经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民间祭祀祖先是朝廷以孝治天下政策的表现，都是皇权的要求，也是皇帝权威的体现。教皇反对中国教徒祭祀孔子、祖先的禁约，是向中国皇帝权威挑战、挑衅。中世纪教皇权威凌驾在国王之上，到了17、18世纪，在欧洲犹且力不能及，对非宗教国家的中国皇帝更加不相宜，他的碰壁实乃自取。 (三)传教士潜匿潜入中国传教遭到刑法处治和驱逐，咎在教廷禁约 康熙帝禁教后，从允许传教到驱逐澳门出境，是教皇禁约引出的。问题并没有到此完结，当时就有一些传教士隐匿下来，不仅没有离开中国，还在从事传教活动。更加严重的是，此后不断有传教士潜入各地，进行宗教活动，引发事端，致使清朝政府予以惩治。作为思想意识的宗教是无国界的，但是信仰宗教的人是有国家管理的，也即是有国籍的。传教士潜藏、潜入中国本身就是违法的——违反了中国法律，传教违反中国禁令，清朝政府发现了，为维护社会稳定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般情形下将他们驱逐澳门，容其候船回国，有着宽容精神，只对极其个别的传教士加以刑戮。传教士犯法的不幸，不是清朝苛待他们，是教会禁约令造成的。 (四)禁约令导致中西文化交流高潮消退 礼仪之争结束之前，传教士利用适宜的政治环境，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明，又将中华文明介绍给西方世界，中西各取所需，促进文化的发展。所以朱静说，耶稣会士“身兼两职，既充当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又成了欧洲的中国文化传播者”(“看中国”前言第1页)。吴伯娅认为：“没有欧洲传教士的渡海东来，就没有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没有康熙的积极支持和‘度量宏大’，这个交流就难以硕果累累。”(42)是的，康熙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流高潮时期，礼仪之争造成它的终结；在康熙以后的清朝，这种和平环境下、和平方式新的交流高潮，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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