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40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方铁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西南边疆及其他南方类型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存在600余年，在实行地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持续升温，取得不少重要成果。目前进行的研究，涉及中原王朝统治边疆和少数民族的制度及其发展演变，土司地区社会与南方少数民族性格的变化，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论文回顾近百年的研究，总结学界对土司制度的认识，提出拓展的方向，并就深化研究提出建议。 【关 键 词】土司制度 羁縻之制 元明清王朝 【作者简介】方铁(1949-)，男，吉林扶余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史、民族史与边疆历史地理，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一、土司制度研究回顾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西南边疆，以及其他南方类型蛮夷地区实行的一种统治制度。《明史·土司传》有一段话描述土司制度的特征，虽较简单但大致准确。其言：“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以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1][p. 7981] 土司制度源自元朝的土官制度，明清时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土司制度。①明代后期与清代前期，统治者废除部分土司代以流官，史称“改土归流”。剩下的土司历经清代和民国，残余的部分保留到20世纪50年代，经过民主改革最终废除。土司制度存在600余年，在实行地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印痕和流波至今犹存。从1908年云生发表文章《云南之土司》算起，对土司制度的考察和研究已超过一个世纪。百余年来学界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可说是一个动态起伏及遍布时代烙印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1949年以前、1949年至1989年、1989年至20世纪末、20世纪末至现今等4个时期。[2][3][4] 1949年以前学界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边疆土司状况的考察和情况介绍等方面，一些文章还探讨土司制度的利弊和废存等问题。因受当时危机意识的影响，有关研究表现出关心时政及寻求解决边疆危机对策的特点。至于土司制度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以及与土司制度有关的其他历史问题，关注的人尚少。 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间，是土司制度研究预热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文革”以前、“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后3个阶段。“文革”前我国学界对土司制度的探讨，体现了关心民族平等与民族问题，踊跃学习马列主义并应用于历史研究的热情。土司制度实行时间的起止，封建王朝实行土司制度的原因，土司制度是否存在经济基础，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影响等，是研究者热衷的话题。通过研究人们逐渐熟悉马列主义与唯物史观，涌现出一些在史观、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方面，与此前的研究截然不同的成果，亦不乏有一定厚度和深度的论著。但某些研究成果，难免带有“左倾”及教条的色彩。“文革”10年人们噤若寒蝉，少有探究土司制度的论著面世。“文革”结束后对土司制度的探讨逐渐恢复。人们认真反思此前的研究。诸如认为“改土归流”必以地主经济在土司地区充分发展为前提等一度流行的观点，原先耀眼的光环逐渐退去。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拓展，如各省区的土司制度、对土司制度的评价、土官土司等土职的含义、改土归流的地位与各省区的改土归流，都是研究者积极探索的对象。 1989年至20世纪末，为土司制度研究渐趋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研究成果的数量不断增多，研究质量也有所提升，时见精彩之论。二是注重纵向演变视角与横向剖析视角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土司制度的积极作用与弊病，明清两朝“改土归流”的异同等。三是研究选题相对集中，如边疆地区的土司尤其是近代的土司，各省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土司家族及其传承与演变等问题较受关注。四是一些学者不满足对土司制度做一般性的讨论，转而研究各地区与各种类型的土司制度，并选择具体问题做较深入的探讨。上述情形表明，研究者已逐渐摆脱教条及固化的思维方式，进入更广阔的学术天地；相关探讨亦逐渐扩展和深入，显现出土司制度研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纪末至现今，是土司制度研究趋于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此前积累的基础上形成厚积薄发，研究成果的数量迅速增长，研究质量也明显提高，目前发展仍呈方兴未艾之势。据初步统计，近年全国研究南方地区民族史与边疆史的论文，有近1/3与土司制度或“改土归流”有关，表明土司制度是深受关注的一个领域。这一时期的探讨有以下特点。 一是新选题不断增多，研究呈不断深入的态势。研究中采用新视角、应用新方法的论著也明显增加。学界不仅继续关注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对湖广、重庆等靠内地区土司制度的探讨也取得长足进步，一些学者还涉足甘青、川边与木里等地的土司制度。鉴于土司制度研究的蓬勃发展，有学者提出构建土司学的建议，并讨论土司学的概念与学科建设等问题。 二是土司研究学界加强合作并形成合力，连续数年召开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2010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在广西召开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研讨会；2011年，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与吉首大学合办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研讨会；2012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云南师范大学与景东县政府合办第二届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与长江师范学院等单位，合办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暨秦良玉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商定2014年的全国土司制度研讨会在广西召开。 三是土司制度研究领域涌现不少新人，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近年出版不少土司制度方面颇具分量的专著，作者的主体便是青年学者。看到土司制度研究后继有人，人们甚感欣喜。土司制度研究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尤其是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有力支持，有数十项与土司制度有关的项目先后获准立项。一些高校成立了研究土司制度的学术机构，或选择土司制度作为主攻方向。现今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弱点，如研究地域仅限于南部边疆及南方类型的蛮夷地区，基于整体边疆制度与比较研究的视角，研究者关注的范围可进一步拓展。又如探讨细小问题及重复研究的选题仍然偏多，对土司制度问题的理论构架、土司制度的制度建设及规范、土司制度领域其他重大及深层问题的探讨，都还需要加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