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08 《史学月刊》2014年1期 欧阳哲生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胡适与司徒雷登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两位重量级的历史人物。胡适所记日记为人们找寻他与司徒雷登、燕京大学交往提供了诸多线索，司徒雷登回忆录等材料则可显现他对胡适、北京大学的看法。胡适与司徒雷登之间的对话，为处理世俗与宗教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样板，是我们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值得解析的典型案例。 关 键 词：胡适 司徒雷登 跨文化 中美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这位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一生在华生活、工作达50年之久，以创办燕京大学和担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1952)著称于世，其所创办的燕京大学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上恐怕无出其右。胡适(1891～1962)一生曾九度赴美国，在美留学、访问、工作达25年，其时长占据他成年一半的时间，他是美国文化、美国思想在华的宣传者和大力推广者，故我称胡适为“近世传播美国文化第一人”；同时他又是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代言人，是中国利益的辩护者。司徒雷登与胡适都在1962年告别人世，他们的辞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中美早期文化交流史落下帷幕。毫无疑问，这两个人物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司徒雷登是美方最重要的人物，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前二百年，我们可能想起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如最早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最早在中国行医的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编撰《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官话课本》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担任过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但他们的历史作用似不能与司徒雷登相提并论。司徒雷登留下了一笔历史遗产，以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而论，他的功业就非其他入华的美国人所能比肩，哈佛燕京学社至今仍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胡适宣传的个人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和他毕生追求的民主政治，传授的是他的“美国经验”，在他生活的年代，曾引起强烈的震撼，并被国人所争议和批判，胡适的名字因此蒙上了阴影。将司徒雷登与胡适两人并联在一起的是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胡适为之撰写了长篇介绍(Introduction)。最近十多年，司徒雷登重新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学者们开始启动对他的研究①。这里我将司徒雷登与胡适联系起来讨论，其实就是讨论中美文化交流史。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历史考察和文化比较，我们可以达到三个目的：微观是了解两位跨文化人物的交往过程及其历史命运；中观是通过叙述司徒雷登与胡适的关系，进而展现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历史关系；宏观是从司徒雷登与胡适的交谊，看当时中美文化交流史和中美关系。显然，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它是可以“以小见大”、关涉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 一 胡适与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来往 胡适与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相交甚早，且长久保持联系，胡适本人的日记为我们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诸多线索。 早在1920年3月16日，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以“不朽”为题做过一次演讲②。1921年4月28日，胡适再次应邀在燕京大学发表以“诗经的研究”为题的演讲。关于这一天的行程，胡适当天日记写道： 晨十时，到燕京大学演讲《诗经的研究》。博晨光先生(L.C.Porter)屡邀往演讲，今天始能去。演讲略如昨日记的大意，但结论有云：古来研究《诗经》的人，或能下死工夫(如陈奂、胡承珙等)，或能有活见解(如方玉润等)。可惜无人能兼有死工夫与活见解两事。朱熹颇近于此，可惜他不曾生晚七百年!我们将来必须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韵、训诂、文法，然后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这个意思似颇警切。 到刘廷芳家吃饭。刘君治宗教学，家藏宗教史的书甚多。 饭后访朱我农夫妇，谈及□□的事，为之长叹。 下午回家后，看“Henry Adam’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③。 此处有几点值得解读：一是这里所提《诗经的研究》一文，刚好在前一天(即4月27日)日记中有所记载：“晚间为思永们的读书会讲演《诗经的研究》，约两个时。这个会是永侄与章铁民、章洪熙等组织的。我对于《诗经》的见解，约有几个可以独立的要点。”④胡适对《诗经》素有研究，留学期间曾撰有《诗三百篇言字解》(原载1913年1月《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本，后收入《胡适文存》)，此后又有《谈谈〈诗经〉》(为1925年9月在武昌大学国文系的演讲，原载1925年10月16日至1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后收入《古史辨》第3册)、《〈周南〉新解》(原载1931年6月10日《青年界》)等文字，胡适可谓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研究《诗经》最早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二是所提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是一位生于中国天津的美国人，父母为公理会传教士。博晨光在中国度过童年后，返回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先后就读于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耶鲁大学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等高校，毕业后返回中国，时任燕大的教务长，并担任哲学系教授。此次胡适到燕大演讲，即出自他的邀请。不过，他的目的不只是邀请胡适前往燕大演讲，还有请胡适赴燕大任教之意。这可以胡适1922年3月4日的日记为证： 十时半，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刘廷芳来、启明来。燕京大学想改良国文部，去年他们想请我去，我没有去，推荐启明去(启明在北大，用违所长，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独当一面)。启明答应了，但不久他就病倒了。此事搁置了一年，今年他们又申前议，今天我替他们介绍，他们谈的很满意⑤。 有关胡适推荐周作人去燕大任教一事，1921年2月14日他致信周作人详叙此事，该信如下： 启孟兄： 北京的燕京大学虽是个教会的学校，但这里的办事人——如校长Dr.Stuart及教务长Porter都是很开通的人，他们很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一个于中国有贡献的学校。上星期他们议决要大大的整顿他们的“中国文”一门。他们要请一位懂得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去做国文门的主任。给他全权做改革的计划与实行。 可是这个人不容易寻找?昨天他们托我的朋友朱我农来和我商量，朱君和我都认为你是最适合的人，朱君便请我转达此意，并为他们劝驾。我细想了一回，觉得此事确是很重要。这个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学校。最要紧的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这一层他们已答应我了。我想你若肯任此事，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他们的条件是： (1)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 (2)全不受干涉。 他们很诚恳的托我，我也很诚恳的请你对于这个提议作一番细细的斟酌，并希望你给我一个回信⑥。 胡适没有接受燕大的聘请，与燕大失之交臂，是否还有别的考虑，我们暂不得其他材料可证。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时，亦曾欲聘胡适担任导师，胡适同样婉拒，转而推荐王国维、章太炎。胡适之北大情结由此又添一例证。胡适回国后，在北大被任命的第一个职务是北大英文教授会主任，当时北大文科正是处在“某籍某系”的控制之下，所谓某籍指浙江人，某系指章太炎派，国文、历史、哲学三门(系)全为这帮人所把持，亦无胡适自己“独当一面”的机会。胡适谢绝燕大的聘任，显然另有考虑。 三是所提“刘廷芳”(1892～1946)，早年曾就读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国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读书，1914年获取学士学位。接着到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学习，1915年获硕士学位。1918年，他又在耶鲁大学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取得神学学士学位。192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与心理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主席、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协会的编辑，主编留美青年季刊。1918年开始在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成为第一位执教于美国神学院的中国人。1920年，刘廷芳回国，被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所主任，同时还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神学教授等职。从1921年到1926年间，刘廷芳出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同时兼任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助理，协助他主持校务工作。刘早于胡适一年进入哥大，两人在哥大时应已认识。刘回国后又在北大兼任教授，是胡适的同事。同学、同事两重关系，可显胡适与刘氏的密切关系。后来胡适还向刘请教“教会中职司名称的译法”。 以后，胡适与燕京大学还时有联系。1921年6月10日胡适的日记载有：“四点半，我到燕京大学女校演说，我本预备说‘从萧士比亚到萧伯讷’，但日来那有工夫预备?故读了一篇旧稿《易卜生主义》的英文本，勉强塞责。”⑦1922年2月9日记载有：“燕京大学历史教员Philip de Vargas来谈，访问近年的新运动，谈了两点多钟。”⑧ 1924年9月1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成立，中美董事共15人，司徒雷登与胡适当时均不在董事会的名单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6月中基会第三次年会通过黄炎培、丁文江的辞职，并选举蔡元培、胡适继任⑨。1928年7月底，中基会修改章程，进行重大人事改组，组建新的董事会，计有：胡适、赵元任、施肇基、翁文灏、蔡元培、汪精卫、伍朝枢、蒋梦麟、李石曾、孙科、孟禄、贝克、顾临、贝诺德、司徒雷登等15人，原董事会顾维钧、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黄炎培、周诒春6人被除名。但此一做法，美方不表赞成。在美方顾问孟禄、董事会旧人与代表南京方面的蔡元培三方之间出现了一场博弈，最终以胡适提出的调解性方案妥协⑩。从此，胡适与司徒雷登作为中基会的董事，两人在开会期间自然常相晤面。1929年1月3日，胡适到杭州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三次常会，当天“同行者有周寄梅、颜骏人、C.R.Bemett及财政秘书顾季高。住新新宾馆。下午来的有Dr.Monroe、R.O.Greene、Dr.L.Stuart、蔡孑民、翁咏霓，及任叔永、陶孟和”(11)。1931年1月9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在上海沧洲饭店召开，美方董事孟禄、司徒雷登、贝克、顾临和中方董事蔡元培、蒋梦麟、任鸿隽、赵元任与胡适9人与会(12)。同年8月5日，胡适为中基会第七次年度会议纪录的两处更改，曾致信司徒雷登，希望获得他的认可(13)。这是现今我们发现的唯一一封胡适致司徒雷登的英文信(14)。 1930年代初，胡适北上重回北大执教，他又恢复了从前与燕京大学的关系。1930年10月14日胡适应邀前往燕京大学聚餐，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博晨光先生(Lucius Porter)夫妇来邀往燕京大学吃饭，同去者为Mr.Charles R.Crane及Prof.Saundens。Grane今年七十五，游兴不衰，自言每一次旅行皆可作“最后一次旅行看”。此种精神真不可及。 他的女儿有七个儿子，每人皆须于入学之前出去谋生一年。他家巨富，而有此家法，养成子孙独立的精神，令他们知道生活的意义，此意最可取法。 燕京大学在几年之中完成新建筑，共费美金约二百五十万元，规模好极了。中国学校的建筑，当以此为第一。 回来之后，与Saundens谈，他举甘地、贺川丰彦、晏阳初和我四人为东方四个杰出的人物。我几乎要笑了(15)。 胡适对燕京大学校园的这番夸奖，后来又出现在他所撰写的《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一文中。燕京大学美丽的校园闻名遐迩、传扬天下，司徒雷登后来亦以此为傲，他说：“后来几十年内，无数游客都跟我们夸燕大，说它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这样的恭维话听多了，连我们自己都有点相信了。有了如此迷人的风景，学生对大学的感情又增添了一分，也更加理解其国际化的理想。至少在这一点上，现实竟然比我的梦想还要美丽。”(16)胡适对燕京大学的这一好感与对北京的另一所教会大学——辅仁大学的观感稍有区别。1931年3月4日，胡适参观辅仁大学后写道：“与叔永去邀半农，同参观天主教的辅仁大学。其地是贝勒载涛的旧邸，新建筑也很像样。城里的学校，除协和医校，这是最讲究的了。设备却尚很简陋。”(17) 1933年12月30日，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学会举行年终聚餐，托顾颉刚邀请胡适参加，这次聚餐也算是一则趣谈。胡适日记对此事有所交代： 今天吴世昌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从文、巴金、靳以、沉樱、杨金甫诸人。抽阄入座，与我邻坐的为赵曾玖女士，为瞿□□之夫人，原籍安徽太湖，今为国文系二年生。 我问巴金姓什么，他不肯说；后来汽车出门，他的哥哥来搭车，靳以介绍他为刘先生，我才知道巴金姓刘，四川人。 巴金毕业东南大学附中，未入大学，即往法国留学。靳以姓章，天津人，南开中学毕业。沉樱姓陈，山东人，现在北大注册组作事。 饭后，各女生拿出纪念册来要来客题字，我题了不少。又全体合照一影。 三点后来客都到冰心家喝茶。她的丈夫吴文藻也在家。大家谈的甚畅快，五点归(18)。 1935年5月9日、16日、23日三个下午胡适到燕京大学连讲三场“颜李学派”。第一次讲完，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当日写道：“下午到燕京大学讲‘颜李学派’的第一讲，拟分三讲：①颜元。②李塨。③李塨与颜李学派的转变。今天第一讲成绩不坏。”(19)第二次讲完，胡适记道：“习斋生于一七三五，今年正是他的三百年祭。”(20)这似是他开讲此题的缘由。1937年1月11日胡适到燕大刘廷芳家吃饭。有趣的是，每次从刘处回来，他都会看一本美版书。“读H.L.Mencken：The American Language的一小部分，甚佩其功力与见解。此君近年论政治，走上了反动的一条路，颇可怪。”(21)这些书是否为刘所推荐，不得而知，但这些英文原版书的思想倾向似有某种一致性。 1937年1月23日，胡适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会谈，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会见： 司徒雷登来谈。我才知道他近来很活动政治。上次韩复榘南下见蒋，是他媒介的。此次他又曾去奉化见蒋。他曾见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他的见解却不很高明。我剀切的和他谈了一点多钟(22)。 显然，这是在日本大敌当前，双方交换意见的一次重要晤谈。“他的见解却不很高明”是胡适对司徒雷登涉政的初步印象。司徒雷登对于自己在韩复榘、蒋介石之间的这次斡旋，在回忆录中亦有详细回顾，司徒雷登对韩复榘的看法相对超然，称韩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官”，“一个进步的统治者。但可惜过于独裁”(23)。 1934年7月8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08号发表《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一文，时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呼吁国民政府为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提供资助。在文中，胡适表彰了燕京大学的办学成绩，特别是在中国文史方面的教学成就： 燕京大学成立虽然很晚，但他的地位无疑的是教会学校的新领袖的地位。约翰东吴领袖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上文曾说到教会大学近年注重中国文史的教学，在这一方面，燕京大学也是最有功的领袖。我记得十多年前，司徒雷登有一天来看我，谈起燕大要改革中国文学系，想请周作人去做国文教授，要我给他介绍，我当然很高兴的介绍他和周先生相见，后来周先生就做了燕大国文系的第一个新教授。后来燕大得着美国铅大王霍尔(Hall)的遗产一部分，与哈佛大学合作，提倡中国文史的研究，吸引中国学者更多，渐渐成为中国文史研究的一个中心。其影响所及，金陵、岭南、齐鲁，都成立了比较新式的中国文史教学机关…… 我觉得燕京大学在这几十年中的努力，是值得国家与社会的援助的，所以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实写出来，作为詹詹女士的文字的一点点补充(24)。 不过，在胡适与燕京大学的交往中，曾发生过一次不快的小插曲。事由《燕京新闻》刊登宋庆龄签名的一篇关于北平陆军反省院人道情况的文章，后附有北平陆军反省院内一群政治犯的呼吁书。胡适对宋文内容颇为不满，以为宋文所据呼吁书指控的证据不实，因而致信《燕京新闻》，说明他参观北平陆军反省院所见实情(25)。此事引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的严重不满，最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开除胡适告结。燕京大学虽为教会大学，校内民主人士、左派人士却极为活跃，这次事件斩断了胡适与国民党左派和“左倾”人士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系。 抗战胜利后，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同时任驻华大使，两人一北一南，由于因应动荡的时局常有来往，胡适日记多处提到这方面的情形。1947年10月21日胡适的日记写道： 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26)。 胡适此处所提“傅泾波”，在司徒雷登回忆录中有多处评介。司徒雷登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随身助手的喜爱和信任，声称“泾波就是我的儿子，我的伙伴，我的秘书，我的联络员。我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对中国人了解得这么深入，大半都要归功于他。他究竟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帮助，实在是难以估量”(27)。他不仅回忆了自己与傅泾波的结识过程和经过考验的长久情谊，而且认为他与傅泾波的友谊“就是中美人民忠诚友谊的典范”(28)。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人对傅泾波的看法显然是迥然不同。 1947年12月13日、12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参加中基会和“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委员会两次会议的情形，当时司徒雷登也在场： 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决定提出美国(金)二十五万元，帮助几个(不得过四个)大学的某一个科学部门，为添置研究设备之用。我们拟议的四个：北大(十万)，中大(五万)，浙大、武大(各五万)。北大则专用于物理系。 晚上司徒雷登大使约吃饭(29)。 开第一次“美国在华教育基金”的委员会与中国顾问委员会联席会议。这就是Senator Fullbright提案用剩余物资售价中提出美金二千万元(分二十年用)设立的。中国顾问是我与萨本栋、吴贻芳、韩庆濂。美国委员会是Stuart(Chairman)、Melby、Haris、Dr.Wiatson、Mr.George Green。我初坚不肯就，因教部与外部逼迫，不得已就此职(30)。 1948年1月3日胡适的日记提到他与萧正谊的会谈，内中称司徒雷登完全不懂“和比战难”之意： 萧正谊来谈。他是《现代知识》的编辑人。 他说，当1939～1941，Dr.Stuart曾四度飞重庆，曾派萧君三度去日本。1939，他在日本曾见近卫。后来他曾见松冈、宇垣、石原诸人。 我说：“Dr.Stuart到今天还没有抛弃他的和平梦?” 萧君说：“三百年来，中国一切大争执都能和平解决，何以此次不能和?” 我大笑，问道：“三百年来，那一次是和平解决?你说的和平，那是一边完全屈服。” Stuart先生至今不懂得“和比战难”四个字(31)! 1949年2月16日胡适的日记简要提到上午9点与司徒雷登的一次会面：“9：00Dr.Stuart。”(32)然内容不得其详。这很可能是在中国大陆期间，胡适与司徒雷登的最后一次会谈。 1950年代，胡适寓居美国长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为争取中基会和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学人的资助，胡适曾多次与赵元任、杨联陞通信，其中1954年6月1日致杨联陞一信，反映了胡适对哈佛燕京学社的某些偏向和做法的极为不满，也可见出他对提携中国学人的一番苦心： 我觉得哈燕学社对于日本研究的热心远超过对中国研究的热心。这里面固然有“人”的问题，但外边人看了，总不免要想到中国话的“势利”二字。即如此次的Fellowship十几个，“多数是由日本推荐的”，台湾、香港各止一个，尚未可必得!试问，新亚书院若够得上“一个”，台大当然可以推荐五六个。叫台大推荐“一个”，当然就很难了。关于对清华基金的劳贞一请求书与推荐信，最好是用英文，虽然委员会全是中国人(33)。 至于与司徒雷登本人的联系，胡适除了撰文介绍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1958年6月28日司徒雷登八十二岁生日时，举行祝寿会，胡刚好在美国访问，曾到纽约司徒雷登寓所祝贺，现场留有他们的合影照片为证(34)。遗憾的是，无论是为司徒雷登回忆录撰写导言，还是去纽约给司徒雷登祝寿，胡适本人都没有在日记中记载或留下其他纪录交代。在胡适与其美国朋友们的交往中，有些内幕可能因讳莫如深而暂被遮蔽，“胡适与美国”仍是有待拓展的一个研究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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