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00 《史学月刊》2014年1期 欧阳哲生 参加讨论
二 司徒雷登眼中的胡适、北京大学与中国 司徒雷登本人留下的材料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的档案，包括讲演、工作文件和通信，这些文献目前仍收存在燕京大学档案中。二是担任驻华大使期间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电文，其中主要材料已收入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35)和1981年美国维斯特威尼出版社(Westview Press，Inc.)出版的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合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1946～1949)⑥。另外，司徒雷登个人日记《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收有从1945年9月5日至1949年11月26日期间的日记⑦。司徒雷登在其他时期是否存有日记，暂不得而知。三是1954年10月15日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出版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这里主要以上述第二、三部分材料为线索，反观司徒雷登眼中的胡适与北京大学。 创办燕京大学，司徒雷登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的英文名称Peking University与北京大学重名。原来燕京大学的前身是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前者隶属卫理公会，后者由长老会、公理会和英国伦敦会联合创办，其中汇文大学的英文名称即为Peking University，两校在合并时围绕新校名的名称吵得不可开交，汇文一方坚持要将自己原有的中、英文名称继承下来，而另一方则坚不肯让。 1918年12月3日美国董事会聘请司徒雷登为正在合并的新校校长。走马上任之初，司徒雷登注意到另一所北京大学——“一个中英文都叫‘北京大学’的官办大学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不但全国上下人人皆知，名声甚至远播海外”。司徒雷登清醒地意识到：“北大的氛围，就像当时一部刊物的名字一样，呈现出一片‘文艺复兴’的态度。我虽远在南京，却也始终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场启蒙运动。那两个布道会本来刚开始只是在内部争吵而已，到后来，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却非要给自己安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真是无比荒谬。这名字是属于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将北京大学塑造为国家的知识发电机。”(38)最后，终因诚静诒提出“燕京”作为新校的名称，获得争论各方的同意，才化解了矛盾。这个前奏曲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了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存有某种难以分割的关系。 在燕京大学初创的那段时光，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五四运动的风暴刮遍全国的时期。地处北京西郊的燕大，不可避免地受到北大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冲击。作为一校之长的司徒雷登，明显感受到这一压力，他不得不对新文化运动持较为开明的态度，以确保燕京大学的生存空间： 我的布道本是专门为大学毕业生准备的，这样一来，讲稿必须要草草进行大段的改动，因为台下的听众中学生已经少得可怜了。这就是我第一次同未来弟子们接触的情形。第二天上午与他们面晤时，我清晰表达了自己对爱国行动的由衷同情。在此后混乱不堪的年代中，每日学生们意气风发地参加类似游行抗议时，他们心里都清楚我的立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心心相印，在这段汹涌的历史里，我和学生们之间的谅解对燕京大学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9)。 对于正在推进的新文化运动和它极力主张的白话文，司徒雷登并未因为自己喜爱文言文而加以否定，而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表现了顺应潮流的态度： 中文的表达有两种：一是古典的文言文(文理)，二是当对完全确立起来的简化对话体，即白话文。在这两者之间，我必须承认自己还是倾向于前者的。我知道这种念头有点保守陈腐，况且我自己大部分时间用的也是白话文。胡适和其他有识之士发动的“文学革命”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全国，对整个过程我都热情乐观地关注着，希望他们能够成功。这是一场必要的、进步的运动，就像当年欧洲各国学者完全舍弃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书写体系，转而发展出自己的本国语言，诞生了意大利语、德语、英语和其他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学。我对文言文的喜爱，只是因为它是如此的简练、文雅、张力极强，能够表达出各种微妙的思想，给予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无愧于集最高雅文学艺术之大成者。抛开科举的需要不谈，光凭它们自身的艺术魅力就足以使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都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而废寝忘食。对外国人来讲，我认为文言文本身其实并不难，而是难在浩如烟海的典故上。如果不理解文章如何引经据典，就不太可能明白段落的思想(40)。 为将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世界大学”，司徒雷登采取了“四管齐下”的策略：“一要遵循基督教的宗旨；二要确立学术标准和职业课程；三要加强同中国社会的关系，赢得国际上的理解和善意；四要确保财政来源稳定和硬件设施齐全。”(41)由于司徒雷登的领导有方和苦心经营，燕京大学得以迅速成长。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燕京大学的捐赠基金已经达到了250万美元。凭借丰厚的经费来源，燕京大学在校园环境、教学设备、学科设置、师资力量、学生来源等方面均可与当时在北平的另两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媲美。燕大在国际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使它有别于本土的国立大学；燕大对世俗化的包容，又使它不同于一般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在各方面所作的改革和推进，被人们推崇为教会大学的榜样(42)。胡适对此曾大加赞扬：“十五年来，基督教的一班领袖，在司徒雷登先生的领导之下，都极力求了解中国新兴的思想潮流与社会运动，他们办的学校也极力求适合于中国的新社会。有时候，他的解放往往引起他们国内教会中保守派的严厉责备和批评。近年中国的教会学校中渐渐造成了一种开明的、自由的学风，我们应当要归功于燕大的领袖之功。”(43) 1946年7月，在马歇尔将军推荐下，由杜鲁门总统提名，美国参议院批准，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7月15日司徒雷登抵达南京履新。胡适当时正由美返沪，曾赴南京向司徒雷登道贺。7月17日《大公报》报道胡适第二天由京来沪，并登出上年8月24日胡适致毛泽东的电文，劝告“中共领袖诸公”，电文援引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成功获任总统、英国工党二战后通过胜选成功组阅的两大事例，鼓励中共走和平发展之路(44)。这封电文胡适最初拟出时，曾发送王世杰，要求“不必向外发表”(45)，此时公诸报端，是受到司徒雷登或美方人士的授意，抑或国民党方面的指示，还是胡适本人的意愿，其内情我们已无从了解。在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这段期间，正值国共内战，第三势力或自由主义乘机活跃。对于这些中间的小党派和自由主义者，司徒雷登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一方面深深同情中国自由主义者为谋求民主政治所做的努力，一方面对他们的境遇和弱点又有明晰地认识： 当时有一个经常批评政府的非共产党组织想抵制进一步援助，阻止这个腐败的政府继续从美国人的口袋里拿钱。这些人对实际情况全无了解，其实美国当时根本就没给国民党多少钱，只不过由于激进派政治宣传的误导，兼报纸上大肆散播流言，造成了美国已经计划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假象。其中最可悲的人要算那些同极端保守分子抗衡的自由主义者们，他们坚决要求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有些人是民间未注册政党的代表，听说全国当时共有70多个这样的小党派。还有些人是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聪明过人，爱国心切，但极其天真幼稚，根本斗不过那些圆滑世故的政客。而且这些人尚不能汇集成一个大组织，没有聚沙成塔的力量，根本无法产生任何影响。曾经有人指出中国自由派难成大器的原因恰恰因为他们是中国自由派。换句话讲，中国自由主义者身上的传统文化传承和思想特征让他们极其倾向于个人主义，彼此勾心斗角，互相嫉妒，胆小怕事，因而造成组织与行动乏力。另外一个困难是没钱：想找一个既能提供资金、又不会损害玷污他们理想的社会基础又找不到。另外还有一个考验最为严峻：他们害怕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政府不喜欢独立的政治活动，这些人要么被定性为共产党间谍，要么则被认定是煽动群众的左倾分子(46)。 在日记中，司徒雷登载有这期间与罗隆基、张君劢等人多次会见的纪录(47)，却未见他记有与胡适接触的任何文字，显示出他可能对胡适政治作用的忽略，而对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这些跑龙套的第三党“政客”有一定程度的重视。 司徒雷登在1948年3月12日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注意到胡适涉政的新动向：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社3月1日在北平成立。该社由自由主义分子组成，他们普遍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从通常是可靠的消息来源得到的情报表明，胡适(国立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前驻美大使)虽然不是官方成员，却是该组织背后的推动因素。消息来源进一步说明，他可在南京推举500人，这些人同情该社提出的改革计划。胡适特别提及政府宣传部长董显光、国防部次长郑介民、警察总署署长官唐纵、上海吴淞警备司令孙德伍。 我们认为，这个组织有可能演化成政党，并在政府内部的任何改革中发挥影响。我们还认为，这个组织充分表明了对李宗仁将军副总统候选人的有组织的支持……(48) 这个组织并没有朝着司徒雷登预测的方向发展，但胡适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一事，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可得到印证。李宗仁忆起此事原委时说：“1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要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所以他写此短信，对我的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我也立刻回他一信，希望他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来参加大总统竞选。虽然大总统非蒋先生莫属，但我还是劝他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49)胡适的影响力似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1948年蒋介石曾假戏真做，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以探虚实，其中美国及司徒雷登对中国自由主义抱有热切的期盼应是蒋氏考虑的一个因素(50)。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机离开北平到达南京，17日曾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会谈，惜胡适当日日记不存。司徒雷登在1948年12月21日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披露了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 和胡适的谈话特别使人伤心，因为他力图效忠于蒋政府，他代表爱国思想中最好的一类。胡氏的论点是共产主义是如此不共戴天与不堪忍受的，在其主义方面是如此彻头彻尾的凶恶，而在其强行极权统治中国时又是如此无情残忍，使得蒋介石虽有其缺点，还是应该予以支持，因为只有蒋氏看清这一点，并且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又因为他几乎是国民党领袖中唯一不沾染中国官场的任何贪婪与其他典型罪恶的人。他相信如果蒋氏被迫退休，则中央政府将行解体，而共产党将实际上按他们自己的条件接收过去。因此，他不知道现在能否说服美国召回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并帮助蒋氏进行战争，而不许共产党统治中国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来改变中国。他泪珠盈眶地请求我顾及长久的友谊而告诉他，他应该和蒋总统说些什么，和他自己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因为他已决心放弃学术专业而为国服务。我告诉他蒋政府的主要弱点在于精神方面而不在于军事方面，军队已失掉了战斗精神，而人民对政府照顾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因而受苦的目标失却信心，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曾再三向蒋总统进言团结舆论来支持他的无上重要性，但是我失败了。我问胡适能否出面而领导另一有关自由与民主问题之“新思想运动”或“文学革命”，一如他三十余年以前所做出的辉煌成就一样。他说他痛心后悔自日本投降以后他便没把他的才能使用在这方面，而是如他能所做那样，自私地回到和他性情较为相近的学术活动去(51)。 1949年4月6日，胡适乘坐“威尔逊号”轮船离沪前往美国，在船上，胡适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宗旨》、《陈独秀最后对民主政治的见解》等文，可谓胡适重新振作，领导一场新的自由主义运动的开始，这与司徒雷登的上述劝导应有一定关系。 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书，在美国笼罩着“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气氛、充斥着“谁丢失了中国”的一片质疑和责备声中，司徒雷登出版此著明显带有“自辩”的用意。胡适“同病相怜”，特作长篇引言为之推介，相对于置于书前的马歇尔那篇短序，胡适的导读显得格外用心。在这篇引言中，胡适分三段介绍了司徒雷登一生的历史：第一阶段早期参与传教，胡适将他与早期的传教士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卫三畏、林乐知、狄考文、丁韪良、傅兰雅、李提摩太并列，称“司徒雷登博士将跻身于这些最具代表性的传教士教育家之列，被中国的历史永远铭记”。第二阶段创办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们严格地依照图纸，修建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大学——燕京大学是中国十三所教会学校中最大的一个；不仅如此，建成后的燕京大学还拥有几乎是全世界景色最为优秀的校园。第二，在后来的发展中，尤其在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之下，燕京大学越来越中国化，从最初的基督教会学校演变成了一所驰名的中国研究机构。”第三阶段是担任驻华大使(1946年7月～1952年12月)。胡适对此评论说，“司徒雷登的大使任务也就失败了。原因一方面正如他本人自嘲的那样，他只是个‘外交新手’”；一方面是他“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而且不偏不倚，不公开支持任何思想势力或学派”。 在文中，胡适使用了一个不太被人们所注意的关键词来定位司徒雷登介入外交事务的那段经历——“外交新手”(a tyro in diplomacy)；并说：“在那个理想主义思潮急剧膨胀的年代里，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问题上，事实上，我自己也只是个天真的‘新手’。”(In fact I，too was just as naive a tyro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se days of expansive idealism.)(53)的确，司徒雷登、胡适两人并非外交圈内的人物。两人临危受命，承担非一般外交人员所可担当的使命。胡适任驻美大使四年(1938～1942年)，正是中国抗战处在异常艰难的阶段，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支持，是胡适的外交使命。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五年(1946～1952年)，正值国共内战时期，调停内战，建立联合政府是司徒雷登承受的艰巨任务。他们上任之时，都是处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他们被赋予了重要使命，但两人在外交上都是“新手”。胡适并未明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但暗示了司徒雷登和他自己作为局外人身临外交困局中的艰险和因不自知而表现出来的“天真”。 胡适“出山”担任驻美大使，国民政府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利用他在美国的人脉和宣传才能，打动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胡适为此不辞辛苦，奔走全美，上下活动，到处演讲。然美国宥于其长期所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传统，对中国抗战在最初的几年给予实质性的支持甚为有限，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对日宣战，才明确了与中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胡适的外交使命才达到目的。然国民政府随后却以魏道明替代胡适为新的驻美大使，魏氏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关系密切，其名望、地位与胡适皆不可同日而语，这对胡适多少有点贬意。胡适离任后，在美国赋闲达四年之久，以教书、研究度日。 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因他在中国各方有很好的关系，被视为中国人最好的朋友，美国对他亦寄予希望。司徒雷登对此有明确说明： 马歇尔将军之所以看重我，把我纳入他组建联合政府的庞大计划中，是因为我是一个口碑不错的自由主义美国人。我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而且我不偏不倚，不公开支持任何思想势力或学派。当然，我“友好”的对象也就包括了中国共产党，我跟他们的一些领导人相知甚深(53)。 但正如前述，胡适认为司徒雷登是一个“外交新手”。司徒雷登在任期间，不仅未能完成他的外交使命——促成国共成立联合政府，而且被共产党视为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代言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拟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宣告司徒雷登从中国离开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1952年12月司徒雷登辞去大使职务后，长期在他的秘书傅泾波家中养病，其晚景之凄凉，非常人可想象。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中，将他的晚年生活与其在抗战期间被日寇拘捕下狱一事相提并论：“我曾两度生活在不见天日的环境中，第一次是被日本人囚禁的那三年中，第二次就是近年来百病缠身困在家里。这两段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了当今世界人民正在承受的苦难，使我对他们的理解和悲悯更增一分。”(54)可见，司徒雷登对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耿耿于怀。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权衡与平衡：清末驿弊与改革方案的选择
- 下一篇：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