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计里画方”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地位的重新评价(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2:10:50 《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二 成一农 参加讨论
| (二)绘图时是否使用了直线距离数据 与上一个问题相同,中国古代确实很早就掌握了测量高度和直线距离的方法,而且也提出了“制图六体”这种将道路距离折算成直线距离的方法,这一点在各种地图学史著作中或多或少的有所论及,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16]、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17]、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18]等[19],但是掌握方法并不等于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舆图测绘,而且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这些测量方法在地图测绘中的运用应当极其有限: 首先,如果是通过测量方向、高度和直线距离来获得绘图数据,也就是要使用“制图六体”的话,那么必须进行大量相对位置的测量,其测量规模可能要远远超过对经纬度的测量,但是在文献中却难以找到关于我国古代进行全面直线距离和方位测量的记载。同时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文献中找不到一套中国古代某一时期可以直接用于地图绘制,包含地理要素之间直线距离以及方位的数据集,甚至也找不到这种数据集的蛛丝马迹。 其次,对于中国古人而言,除了一些工程之外,大范围、大尺度的直线距离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各种文献、志书中所记录的道路距离反而更切合于实际需要。而且地图绘制的目的在于使用,而不是为了准确,对此李孝聪教授在《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20]中提出“古代中国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余定国也持相似的观点,即“综上所述,我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定量解释不足以明了中国文化中地图的含义”[21];“‘好’地图并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22]。从现存地图来看,中国存在数量众多的附有大量文字的地图,这些附属于地图的文字中有很多是对地理要素的描述,比如道路的距离、山的高度等等,行人由此可以判断大致需要的路程时间和决定每天住宿的地点,这正是李孝聪所说的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务实性和实用性。而且还需要考虑成本问题,测量直线距离所投入的用于实地测量以及用于数学计算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要远远多于对于道路距离测量,而这些直线数据并无太大的实际使用价值,因此从成本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最后,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全国总图是由私人绘制的,比如朱思本的《舆地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先不论个人是否有能力进行如此规模的测绘工作,且这些地图保存下来的前言后记中我们看不到他们曾经进行过测绘工作,其中大都只是记录了他们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和参考过的地图。如: 朱思本《舆地图自序》: 予幼读书,知九州山川,及观史司马氏周游天下,慨然慕焉。后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繇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往往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广舆图》中作“建安”)《混一六合郡邑图》,乃知前人所作殊为乖缪,思构为图以正之。阅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皇天一统志》(《广舆图》作”今《秘府大一统志》”),参考古今,量校远近。既得其说,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夫士使于四方,冠盖相望,则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23]。 (明)罗洪先《跋九边图》 某大夫遣画史从余书图,冀其可语此者,因取《大明一统图志》、元朱思本、李泽民《舆地图》、许西峪《九边图》、吴云泉《九边志》、先大夫《辽东蓟州图》、浦东牟钱维《阳》、《西关》二图、李侍御《宣府图志》、京本《云中图》、新本《宣大图》、唐荆川《大同三关图》、唐渔石《三边四镇图》、杨虞坡徐斌《水图》凡一十四种,量远近,别险夷,证古今,补遗误,将以归之,盖再浃旬而就……[24]。 (明)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大序》 元人朱思本计里画方,山川悉矣,而郡县则非……罗念庵先生,因其图更以当代之省府州县,增以卫所,注以前代郡县之名,参以桂少保萼、李太宰默二公之图叙,广以许论之边图,郑若曾之海图,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谓精意置制,略无异议。但以天下幅员之广,道里无数,则东西南北莫辨[25]。 因此,以前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测量技术的讨论,并不能证明中国古代地图测绘时运用了这些技术,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很有可能极少使用直线距离,当然并不排除在小区域地图中使用这些测量方法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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