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计里画方”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地位的重新评价(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2:10:27 《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二 成一农 参加讨论
(五)、《广舆图》影响力的来源 经过上文分析,应该可以认为单纯使用“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而使用“计里画方”的《广舆图》本身也是很不准确的,而且由于绘制时使用的是道路距离和“四至八到”,因此绘图者以及使用者实际上对于这种不准确性是非常清楚的,甚至也难以说这幅地图比当时明代流传的其他舆图,如《杨子器跋舆地图》更为准确,那么由此就可以认为,《广舆图》在明代以后的巨大的影响力应当不会来源于其绘制的准确。 这一点也有着一些旁证,因为后世以《广舆图》为基础绘制的很多地图并没有在意该图的准确性,而是随意的进行变形、修改,如明新安朱绍本、吴学俨、朱国达、朱国干等编制的《地图综要》,虽然以《广舆图》为基础,但是从总体绘制技术来看,则较远《广舆图》粗糙。以《天下舆地分里总图》和《广舆图的》《舆地总图》相较,虽然都是“每方五百里”,但不仅海岸线失真较大,而且河流的走势也有失真,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河流,地名的标绘也不准确。由此来看,《地图综要》与《广舆图》只是形似而已,作者并没有刻意的去遵从《广舆图》的“准确”[34]。甚至《广舆图》一些后期版本也是如此,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季源刊本,就将《舆地总图》中画方的纵线和横线任意减少了一半,但仍注为“每方五百里”。显然,《广舆图》的准确性,并不是他们所真正在意的。即使是后来影响较大的、评价较高的万历本《广舆图》也不是对嘉靖本的“复制”(增加了表示城市位置的符号),某些局部存在明显差异,如福建部分,福州(图中标为福建)与兴化府以及泉州的相对位置,泉州与漳州的相对位置。如果“准确性”是《广舆图》影响力的来源的话,就不应当出现上述现象。 实际上,也许广舆图的影响力是来源于其载体形式,因为与当时以及明代前期的地图不同,《广舆图》是刻版印刷的,可以大量出版,而且翻刻也比较便利,易于传播,而这是之前其他明代全国总图所未有的。一个与此相似的例子就是,宋代《华夷图》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是因为与之存在密切关系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收入在刊刻发行的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中。 三、结论——兼论以往对中国地图学史的错误构建 总体来看,首先“计里画方”这一方法并不为中国古代舆图所独有;其次,由于数据的问题,“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只是能在绘图时更好的控制地理要素的空间布局,而且这种方法也并不能代表地图绘制的准确与否;最后,“计里画方”在中国古代舆图中使用的并不广泛。综上而言,计里画方只是绘图(地图、图画、工程图)时的一种方法,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以往对其的评价显然过高了,同时使用“计里画方”的《广舆图》并不准确,其影响力也并不源自“准确性”。 由此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上文的分析实际上并不复杂,很多现象其实一目了然,但为什么以往的地图学史的研究对此视而不见?要解释这一问题,就需要剖析以往中国地图学史构建的基础。 从中国传统舆图研究的开创者王庸开始,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好”与“坏”的判定标准明显受到近现代地图追求“科学性”、“准确性”的影响,也就说一幅“好”的地图在绘制上要“准确”,而这一判断标准对于中国古代舆图研究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对于单幅舆图,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地图的“数理要素”,即比例尺和图例以及绘制的是否“准确”,并由此确定其在中国古代地图史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分期基本上是以在“科学性”和“准确性”方面具有突破性的地图或者理论的出现作为标志,王庸的《中国地图史纲》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节《地学》中对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描述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后来大量地图学史论著也都没有超过这两部著作定下的基调。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对于以往构建于地图绘制是对“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追求这一基础之上的中国地图学史而言,“计里画方”类似于今天的“比例尺”,显然体现了对“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追求,因此也就被认为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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