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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计里画方”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地位的重新评价(7)


    但实际上,以往构建的这种地图学史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误解: 
    第一,误解了地图的绘制目。 
    地图的绘制目的是为了使用,这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前很多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者将地图的绘制目的误解为是为了准确地反映地球地表,如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一文在摘要中提到“但是地图学是一门实用学科,过分强调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会淡化地图的特征,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失去研究重点”[35],仅从这句陈述中就可以看出,韩昭庆虽然认为地图是实用的,但“艺术性”和“文学性”似乎并不包括在实用之中,而且从后文的叙述来看,韩昭庆所强调的实用是建立在对于“准确性”表达基础上的,但在全文中作者并没有对地图的实用进行明确的定义,因此可以推断她混淆了地图的表达手法之一和地图的绘制目的,也即将实用等同于准确地再现地球地表。又如辛德勇《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一文提到“前面对‘制图六体’内容的分析表明,所谓‘制图六体’,阐述的是中国古代制作任何一种地图都不可或缺的基本工作程序原理。换句话,只要能够称之为地图,那么,它在制作时就不能逃避这些准则。前面曾经谈到,裴秀在《禹贡地域图》的序文中,指斥其所见‘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其实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说法。完全没有‘分率’和‘准望’,就根本不可能绘制出地图”[36]。从这段叙述来看,作者显然将地图定义为按照某种科学方法绘制的能准确地反映地球表面的图像,而不具有这种科学方法的图像就不能称之为地图。 
    但不准确的,也即没有“分率”和“准望”的地图也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否则就无法解释留存至今的明清时期绘制的大量运用于实际的河工图、运河图、海防图、边防图,因为这些地图绝大部分即不讲求准望的正确,也不讲求比例,更关键的是这些地图的绘制者显然知道他们绘制的地图是极不准确的(甚至在康雍乾时期进行的全国测量之后,这类地图依然占据主导),而且他们确实有能力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毕竟我们自秦汉以来就有着发达的数学和测量技术。 
    有学者可能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地图绘制不追求准确的话,那么如何区分地图与图像(图画)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很简单,区分图像与地图是我们近现代人的看法,那么古人是否存在这样明确的区分呢?可能是没有的。 
    而且,如果“准确”是中国古代地图所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么将解释不了下列两个现象: 
    第一、中国古代确实掌握了可以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的测绘方法,而且无论是利玛窦,还是清代康雍乾时期在外国传教士协助下进行的大地测量,都将更为准确的地图测绘方法传入中国,但不久之后它们的影响力又逐渐消散。如果中国古代地图史是追求“科学”、“准确”的话,那么就不应当存在这一现象。 
    第二、更为有趣的是,与现在看起来更为“精准的”地图存在的同时,那些“不精准”的地图依然广为流传。如与利玛窦传入“科学”的测绘方法以及康雍乾使用西方测绘方法进行绘图的同时,却存在大量运用于实际工作的河工图、道里图、边防图、海防图,而这些地图完全没有受到上述“科学”绘图方法的影响,绘制的极不“准确”。仅就这点而言,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中国古人绘制地图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在他们心目中地图实现使用目的所应采用的技术手段是什么了?显然,“准确”、“科学”并不是这两个问题的唯一答案。 
    以上两个现象再次说明“准确”并不是地图追求的目标,至少不是唯一的目标。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