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24 《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王鹏辉 参加讨论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一)龚自珍由经入史的“西北—东南”论背景 庄存与在清代首倡春秋公羊学，发挥《春秋》经世致用的微言大义，阐发“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一统治国之道，其间隐含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认同。(12)其外孙刘逢禄公羊学的核心“大一统”和“张三世”，肯定秦吴楚进于中国是“中国亦新夷狄也”，(13)追求理想的大一统社会。“庄刘”的今文经学研究，没有直接涉及边疆内容，然而夷狄概在边疆，由此大一统论说中的夷狄问题暗含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路径。 龚自珍秉承“道、学、治”一体的思想，讥切时政，投身边疆史地学。他的春秋公羊学转化了“夷夏之辨”：“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14)夷夏界限在龚自珍这里消失了，成为“中外一家”。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评价龚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15)说明龚自珍是从通春秋公羊经学进而长于西北史地学。即所谓致力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开创了今文经学极为广阔的清王朝多民族边疆史地学的历史视野。 嘉道中落的清王朝在19世纪初已是“万马齐喑”，龚自珍体察到社会危机四伏，通过诗文批判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政见。嘉庆二十年(1815)至二十一年间，龚自珍基于田野访谈的切身经验了解到北方土粗和南方松泥的知识，对中国地理环境的水土因素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但他在阅读旧邸抄后才发现前人已有科学的总结，指出乾隆帝也已明了西北和东南的不同水土特性： 乾隆初，有言东南之土肌理横，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硃批曰：所奏情形是。……元虞集、明徐孺东、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朱长孺之伦，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类东南者必有多处，数公其皆亲履而辨之欤？(16) 龚自珍质疑提出建设西北水利的官员士人对西北和东南水土特性缺乏辨别，简单模仿东南在西北兴修水田未必能取得东南水田的成效。元、明至清初官员士人一脉相承倡言西北水利是与东南财赋互动的国家大计，显然龚自珍熟知此间的政略。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西北水利和东南水利并举，陈子龙在其书刊刻凡例中指出西北水利“其议始于元虞集，而徐孺东先生潞水客谈备矣”。(17)元代的虞集创议西北水利，曾向元泰定帝进言“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提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有益于“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18)明万历年间徐贞明(字孺东)也倡言西北水利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 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19) 西北和东南在地理环境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区域失衡。徐贞明指出，“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20)西北水利与东南财赋都能成为国计之依赖。汪应蛟任天津巡抚和保定巡抚期间试办屯田，借鉴东南闽浙治地之法，在葛沽、白塘两处“耕种共五千余亩，内稻二千亩，其粪多力勤者，亩收四五石；余三千亩，或种薥豆、或旱稻，薥豆得水灌溉，粪多者亦亩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碱立槁”，“水稻约可收六千余石，薥豆可四五千石”。(21)董应举任太仆寺卿兼河南道御史期间，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安置东北流民，“用公帑六千买民田十二万余亩，合闲田凡十八万亩，广募耕者，畀工廪、田器、牛种，浚渠筑防，教之艺稻，农舍、仓廨、场圃、舟车毕具，费二万六千，而所收黍麦谷五万五千余石”。(22)左光斗出任屯田监察御史在天津实施“三因十四议”的屯田方案，结果“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23)徐贞明和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先后主持西北水利空间范围内京东、畿辅的水利屯田实践，虽有一定成效，但大都人去政息。 清初的朱鹤龄(字长孺)与顾炎武交游，从文章之学转向经学，作《禹贡长笺》备论九州古今水利和赋税利害。朱鹤龄忧心于天下大患：“孰有过于中原土旷弥望蒿莱，竭东南一隅以养西北者乎？”意图以《禹贡长笺》“斯固经国之先资，救时之良砭也”。(24)《禹贡长笺》一书对于“河工、水利、赋税、漕渠考证，尤费苦心”。(25)朱鹤龄继承虞集和徐贞明的西北水利方略，认为“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沟渠浚，广灌溉，数年之后地无遗利，岂至以西北之人全仰食以东南哉”！(26)元明清时期，江南籍官员士人提倡西北水利以使京师及北边就近解决粮食供应，从而缓解东南的压力。(27)自秦汉以来，西北为国家边防重地，隋唐以来，东南为国家财赋重地，元明清三代尤为显著。王夫之指出，“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第五琦、刘晏、韩滉皆藉是以纾天子之忧，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28)西北与东南相互依赖的空间结构在唐代日趋凸显。元末“贫极江南，富跨塞北”的愤激口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东南财赋转输西北的历史事实。徐贞明同时认识到“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29)存在西北役重、东南赋重的国家空间结构。顾炎武说：“天地之气，亦自西北而趋于东南，日荒日辟，而今犹未已也。”(30)进一步指出国家重心从西北偏向东南的历史趋势。 明清时期的官员士大夫对国家经济政治形势从西北到东南的空间转移关注较多。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西北—东南”论，对于“西北”倾慕的历史文化感情，深植于心。(31)清初整顿赋役，以明万历年间赋役为基准。于是“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32)清代的赋役国计继续深化了长期形成的西北役重赋轻、东南赋重役轻的国家形势。可见，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有深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涵，成为历史传统、国家宏观政策和制度依据。龚自珍继有发扬，正是在元明清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基础上展开其“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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