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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宝璋:略论宋代苏轼的经济管理思想


    【作者简介】方宝璋,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工书画;著述甚丰,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苏轼仕途坎坷,历任朝廷与地方职官,关心民生疾苦,多惠政,敢于针砭时弊。其著述中涉及的一些经济管理思想也具有独到之处,兹择其主要者阐述如下。
    一、安商利商思想
    苏轼同范仲淹、李觏一样,把农、工、商三者视为“养民”所不可或缺的。他认为:“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
    苏轼反对官营工商,与民争利。元丰八年(1085年),他在《乞罢登莱榷盐状》中提出,罢官府榷盐,使失业逃亡的灶户得以归业。他指出,登州自官府榷盐,带来三害。其一,“既榷入官,官买价钱,比之灶户卖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其二,“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三,“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专付破家”。苏轼所揭露的榷盐三害,其实就是国家垄断食盐经营的通弊。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牟取暴利,先压低价格收购,然后再大幅度提高价格卖出。由于价格太高,老百姓买不起,致使官盐大量积压,一二年后变质化为粪土,最后亏损的仍然是国家。因此,苏轼主张“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
    苏轼不仅反对官营工商,而且还提出应减轻私营工商的赋税负担,使私营商安于本业,能够正常地发展下去,从而带来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苏轼于《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指出,河北京东“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但在变法期间,盐税日增,从原来三十三万两千余贯,增至熙宁六年四十九万九千余贯,使当地百姓不堪其负,无法承受。苏轼认为,这些小盐贩是小本生意,本钱不过一两贯,“偷税则责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正是由于“课利日增”,政府的赋税太重,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与五六年前赋税较轻时的“盗贼稀少”相比,现在则是“刑法日峻,告捕日繁”,“盗贼日众”。显然,苏轼认为,河北京东百姓造反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赋税太沉重,使他们失去生计铤而走险。
    为此,他请求朝廷“特赦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只有政府免税,许可小盐贩自由贩卖,才能使“贫贱之民”,“不待驱率,一归于盐”,不再为盗贼。苏轼这一主张不仅使小商贩重新有了生路,而且对大商人、国家财政收入也有益处。因为政府允许小盐贩免税自由贩卖,小商贩必然“争来分买”,这样就能促进大商人扩大批发业务。由于“大商既不积滞”,从而扩大了销售范围和数量,“乡村僻远,无不食盐,所卖亦广”,其结果是政府“收税必多,……损益相补,必无大亏之理”。总之,小盐贩的免税贩卖,将带动整个盐业从生产到销售、收入分配、消费诸个方面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安定。
    苏轼还反对粮食贸易中征收五谷力胜税钱,主张充分发挥商贾的作用,让粮食免税自由流通,粮价自然波动,从而达到“农末皆利”的目的。他说:“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值。”他认为,增收五谷力胜税钱造成“农末皆病”,因为官收五谷力胜税钱后,“致商贾无利,有无不通,丰年则谷贱伤农,凶年则遂成饥馑”。因此,他建议取消五谷力胜税钱,让商贾运贩粮食有利可图,粮食就会自由流动,使农末皆利,官府虽然失去五谷力胜税钱收入,但可从其他税收中得到补偿。他说:“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谷无税,商贾必大流通,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
    总之,苏轼反对官营工商,主张民间私营;反对向私营工商征收重税,主张减税或免税。这种着眼于安商利商,并且注意兼顾国家、大商人、小商小贩和消费者利益的思想,对于发展工商业经济、维护社会安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