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宝璋：略论宋代苏轼的经济管理思想(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52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太 方宝璋 参加讨论
二、人口结构与分布思想 苏轼在《隋文帝户口之蕃仓廪府库之盛》一文中提出了与传统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故管仲以阴谋倾鲁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晋之人以并诸侯。当周之盛时，其民物之数登于王府者，盖拜而受之。”汉以后各朝人口之盛“莫如隋”，但“不过再世而亡”。到了北宋，立国百年，“户口之众有过于隋，然以今之法观之，特便于徭役而已，国之贫富何与焉。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并生。夫立法创制，将以远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岂不可论其故哉！”苏轼认为，古代以人口多少判断国家富强与贫弱有其道理，因为当时的人口数就是参加生产的人数，人口的多少决定了创造财富的大小，因此，国家重视增加人口以强大自己。但汉代以后，情况有所不同。隋代是汉代以后人口最多的王朝，却不过二世就灭亡了。宋代户口之多超过隋代，但与国家贫富又有什么关系呢？只不过是能更好地为官府提供徭役。宋代人口之多甚至成为祸患，因为参加生产的人太少，而非生产人口又太多，导致国家和老百姓都十分贫困，弊端丛生。 苏轼提出的人口多寡与国家贫富无关的观点，在封建社会是独树一帜的。古代思想家一般都认为人口多则财富多，人口是国力与财富的源泉，人口多寡是国家富强与否的标志。但是，苏轼认为，这种一直为人们所肯定的人口观点，与宋代的现实是不相符的。宋代的情况是，人口增多了，但生产者的数量并未随之增多，甚至是减少了，增多的只是非生产性人口，这只能使社会更贫，而不会使社会更富。显然，苏轼是想把传统的“人众国富论”修正为“生产者众国富论”。这里，苏轼已触及到人口结构问题。传统的“人众国富论”隐含着这样一个根本前提，即人口结构是单一的，人人都是生产者，这样，人多生产者才多，社会财富也就多。但事实是，人是可能的生产者而不是必然的生产者，人变成生产者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按照苏轼的观点，从唐中叶开始，人口的结构已经严重失衡，非生产性人口大大超过生产性人口，从而使民贫国弱。他说：“及唐中叶，列三百州，为千四百县，而政益荒。是时宿兵八十余万，民去为商贾，度为佛老，杂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侍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极，至元和中，……今者骄兵冗官之费，宗室贵戚之奉，边鄙将吏之给，盖十倍于往日矣。安视而不恤欤？则有民穷无告之忧。”可见，苏轼认为，宋代军队、官吏、宗室贵戚人数的大量增加，使生产性人口与非生产性人口的结构比例失衡，这种情况比唐中叶以后更加严重，所以造成民穷国弱的困境。 对于当时一些地区人多地少的问题，苏轼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夫中国之地，足以食中国之民有余也”，即中国的土地足以养活全国的民众而且还有剩余。但是，“民常病于不足”，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首先，这与历史上井田制的废除有关。井田制是“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众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亩，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余”，实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故谷常有余而地力不耗”。井田制被破坏以后，土地成为私人财产，可以自由买卖，造成“天下之民，转徙无常，惟其所乐，则聚以成市，侧肩蹑踵，以争寻常，挈妻负子，以分升合，……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盖亦不得均民之术而已”。苏轼进一步推断，这种因人口迁徙而造成的分布不均，使得“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聚则争于不足之中，而散则弃于有余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遗利，而民用不足”。苏轼把井田制的瓦解作为人地冲突的人为因素，这一结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姑且不论，仅看其从人口分布不均的角度来认识人地冲突，并把劳动力资源与生产资料和土地不能有效配置作为社会生产力不能充分发展、百姓因此贫困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符合宋代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解决人地冲突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另外，这也与当时宋统治者的政策有关，即“上之人贱农而贵末，忽故而重新，则民不均”。其中，“贱农而贵末，则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忽故而重新”，则对“水旱之后，盗贼之余”的地区，朝廷为了安抚“逋逃之民”，常常“轻刑罚、薄税赋、省力役”；而对于一般“久安而无变”的地区，“则不肯无故而加恤”，使得这些地区的人们为了获得轻徭薄赋的好处，而“稍稍引去，聚于其所重之地，以至于众多而不能容”。 基于这种认识，苏轼提出了“安万民”的一项重要措施——“均户口”，即通过移民调整人地关系，实现人口的合理、均匀分布，从而使人口与土地资源有效配置。但是，苏轼清醒地认识到，“今欲无故而迁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则怨谤之门，盗贼之端，必起于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对此，苏轼主张，“必因人之情，故易为功。必因时之势，故易为力”。所谓“因人之情”，就是“民之情，莫不怀土而重去”，即百姓一般留恋故土不肯迁徙，而士大夫则不然，士大夫一般“狃于迁徙之乐而忘其乡”。因此，国家可参照汉朝“吏两千石皆徙诸陵”的先例，将“天下之吏仕于某者”，皆徙至人口比较稀疏的“荆、襄、唐、邓、许、汝、陈、蔡之间”。士大夫非不乐往，只是“恐独往而不能济”，如果“比见其侪类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则其去惟恐后耳”，自会蔚成风气。这里，苏轼主张沿用汉代迁移二千石吏到诸陵的办法来平均分布人口，未必切合实际。因为士大夫游宦是为了高官厚禄，而不是性乐迁徙，要让他们放弃游宦之乐而接受迁徙垦荒之苦，是难以想象的。即使他们退休之后，不再游宦，也不会有人以迁徙垦荒为乐事。另外，许多士大夫之家，本身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兼并之家，即使他们愿意到别处去开荒占田，也不会放弃自己在地狭民稠的狭乡已经兼并的大批膏腴土地，而到空荒地区另立家业。 苏轼的“因时之势”措施相比于“因人之情”，更显得务实可行。所谓“因时之势”，是指乘灾荒之年“民方其困急时”，招募移民。因为饥馑流亡之时，“父子且不能相顾，又安知去乡之为戚哉”，只要“所过廪之，费不甚厚”，百姓就会“乐行”。 为了安顿“因人之情”和“因时之势”的移民，使他们能在新迁入地安居乐业，苏轼主张给予移民一定的优惠政策，“皆授其田，贷其耕耘之具，而缓其租，然后可以固其意”。这里，苏轼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即应向移民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耕耘的农具，使他们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另外，应缓交、少交地租，因为刚开垦的土地收成较少。总之，只有让移民在新居地生存下去，才能达到最终目的，使人口分布趋于均匀，“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渐也”。 宋代的苏轼把传统的“人众国富论”修正为“生产者众国富论”，触及到了人口结构问题，即在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结构中，生产性人口应该大大超过非生产性人口，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宋代人口增长迅速，但分布不均匀，使得人与土地的矛盾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是有些地区人众地狭，无地可耕；二是有些地区地广人稀，大片土地得不到开垦。这两种极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后果相同，即人地冲突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不能有机结合，劳动力资源与生产资料得不到合理配置。针对这种情况，苏轼提出了以一定的优惠政策将人众地狭地区的人口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通过移民调整人地关系，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从而达到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