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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集中了生产、行政、军事等职能,旨在对新疆实行更加有效的全面治理。在考察这一特殊的国家组织时,要将新疆、兵团同时放入中国、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否则就难以理解在市场经济盛行的今天,为什么还要保留兵团这种看似计划色彩浓重的组织和体制。
    当代中国政府在新疆投入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精力,而集中表现为在这一区域内实际上有两套系统在履行政府职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13个农业师和1个建工师,总共174个农牧团场(《2010年兵团年鉴》),遍布在新疆14个地州市,可以说哪里有地方政府哪里就有兵团的团场。除了在地域上广泛分布之外,兵团还拥有自行管理辖区内的行政和司法等公共事务的权限,受中国中央政府和自治区政府双重领导。在人事上,兵团主要领导(司令、政委)由中央任命,级别为正部级;在财政上,兵团自1990年实行计划单列以来,其财务系统一直与中央直接挂钩。兵团体制曾经普遍存在于新中国的大地,但目前这一体制仅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例存在,并且凸显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那么,兵团是一种什么体制?它和历史上的屯垦有着何种联系?为什么新疆兵团的发展历程会经历成立、撤销、恢复再到壮大这几个阶段?本文将沿着历史的线索,试图在一个较小的篇幅里回答以上问题。
    历史上的兵团——屯垦与军事威慑
    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所辖区域都有采取多重治理的方式,即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单一的治权结构,而是根据当地的情况因地制宜。将目光投向西北边陲,我们就会发现“屯垦”贯穿了整个新疆的历史。在新疆的屯垦大多是配合军事的战略手段,用以巩固国防,并对藩属施加影响。历史上的屯垦有很多形式,根据《明实录》记载,可以分为军屯、民屯、兵屯、商屯、水屯、陆屯和罪废开屯七种,历代屯垦以兵屯为主。西域屯垦最直接的动力在于维持必要的军需:一方面,当地的农业剩余有限,政府的汲取效率也不高;另一方面,西域距内地路途遥远,长途跋涉运送粮草补给,成本极高又不能保证时间,是各朝各代都难以承担的。因而组织士兵就地开荒耕种、自给自足就成为最可取的方式。屯田部队还可以发挥其军事特性,进可攻击南下的游牧民族势力,退可维护帝国的完整性。如果我们放眼世界,这一屯垦的形式也可以找到对应案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曼恩(Mann)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社会权力的来源》(Sources of Social Power,1986)一书中,就曾提到过古罗马如何利用军队实现在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辐射,而“军团经济”(legionaryeconomy)就是其中一项关键。“军团经济”在增加产出的同时,还能够为统治阶层甚至是整个市民社会带来利益。虽然在绝大多数的经济环境中军事能力并不适宜发挥作用,但是当劳动力被集中时,比如在灌溉农业、大型种植园、矿井以及建筑行业中,它就会有用武之地。
    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在新疆屯田的广度,是由当时的国家实力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新疆兵团时就曾指出:“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废。”比如,在国力强盛的汉唐时期,屯垦区域横跨天山南北,国家得以在西域建立较为巩固的政治权威;而王朝实力相对弱小的宋朝,对西域就谈不上什么经营,只能通过向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纳贡来避免战事。以汉、清两朝为例,前者是第一个对新疆实行治理的中央政府,而后者则完成了从间接治理到直接管制的巨大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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