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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


    1981年至今,兵团在保留原有的生产、军事、行政职能的基础上,在发展路径上有两次重大改变。第一次是在1990年实行的计划单列。第二次是在1997年后开始的师市合一规划(即一套管理系统的两种称谓)。1990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国函【1990】24号文,即《国务院关于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管理体制和有关问题的通知》,批准兵团实行计划单列。“兵团的工农业计划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衔接平衡后,纳入国务院有关部门计划、包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的总数中,并以‘其中’形式单独列出。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所需要的主要物资,也同时纳入有关部门物资分配计划,由物资部和有关部门直接下达给兵团,由兵团直接订货经营。”(《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1997)兵团在经济布局中,仍然属于新疆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在财务上已经成为直接隶属中央的预算单位。
    关于“师市合一”,“师”指的是兵团的师一级行政单位,“市”即地方行政区划中的一种。最早的“模板”可以追溯到1971年石河子市的设立。1975年兵团被撤销时,由于农八师所在的石河子地区发展良好,新疆自治区提交报告申请设立石河子地区,下辖石河子市、沙湾县、以及玛纳斯县。石河子地区于1979年被撤销,但仍然保留了石河子市。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始筹备阿拉尔(农一师)、图木舒克(农三师)、五家渠(农六师)和北屯(农十师)四个县级市的工作(《新疆工作文献选编》,2010)。如今,新疆境内已经有8个新疆直辖市(石河子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北屯市、铁门关市、双河市、可克达拉市),全部属于“师市合一”的结构。设市将兵团的准政府状态进一步向政府机构推进,尤其体现在税收机构和立法机构的设置。这8个省直辖县级单位,隶属于兵团管理,使得两套政府的治理形式得到进一步发展。
    当前,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提出与其他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战略。新疆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是连接中国与海外的重要桥梁。而兵团作为新疆的一大经济实体,长期发挥着联系内外的重要作用。以对外贸易为例,2014年兵团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了119.8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占到91.4%(《2015年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与全球近15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兵团的农四师、农八师和农五师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了10亿美元的规模(《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兵团对外合作的方式也非常多样化,并且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例如兵团下属的建工集团在安哥拉施工时,采用属地化管理,大量使用当地工人,能够达到有效地沟通和交流(《兵团日报》,2015年5月22日)。可以看出,兵团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良好基础。“一带一路”战略给新疆兵团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新疆与国内其他省份的经济联系加强,及其过去在经济上的对外合作和交流的经验,新疆兵团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中,会发挥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兵团维护国家主权的职能必须相应地得到加强。“一带一路”规划得以顺利实施、以及包括兵团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能够成功向外部扩展,都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社会局面。大开放意味着大发展,而大发展需要长足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兵团还为经济开放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对新疆兵团的思考
    通过以上关于兵团的讨论,笔者认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集中了生产、行政、军事等职能,旨在对新疆实行更加有效的全面治理。在考察这一特殊的国家组织时,要将新疆、兵团同时放入中国、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否则就难以理解在市场经济盛行的今天,为什么还要保留兵团这种看似计划色彩浓重的组织和体制。“中国革命者将战争动员与革命动员综合起来……通过战争的洗礼和革命的动员,那个在欧洲视野中始终是落后、保守之象征的农业社会终于能够转化为能动的政治力量——革命建国、工业计划、城市发展和新型城乡关系的塑造均与这一新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汪晖,《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2010)1949年之后,新中国确立了对新疆的主权,为了维护主权,就要实行有效的管制,而为了达到有效的管制,就要有相应的治权形式。一个主权下的两个并行治理体系作为治权形式就应运而生。所以,对新疆兵团的评价,不能使用一般经济意义上的衡量方式,而应更加侧重它的政治效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兵团的存在和发展绝非权宜之计,而是长远大计。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习近平在2014年4月视察新疆时在兵团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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