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6:10:52 《文汇报》2015年7月17日 魏英杰 参加讨论
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设置西域都护为西域最高军政官职，前者总领西域各项事务，对诸国实行羁縻政策。“羁縻”指中央政府不直接参与当地内部事务的管理，用班超的话说就是“夷狄制夷狄”。同时，还设置了戊己校尉，主要负责屯田。屯田极大地提高了汉王朝在西域的军事能力。汉武帝时期，为了配合李广利讨伐大宛国（位于现在的费尔干纳盆地），汉朝在张掖、酒泉一带就有十八万人的屯田队伍（张泽咸、郭松义《中国屯垦史》，1997）。战争胜利后，屯垦进一步扩大到轮台、渠犁（今库尔勒市）。两汉时期，参加屯垦的人员总数达到了25000人，屯垦面积大约为50万亩（潘仁源，《正确阐明新疆屯垦史》，2004）。 清朝对新疆的治理对当代新疆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可以以1884年为界划分这段历史。首先要提到的是“伊犁将军”一职，清政府在乾隆时期设立了“伊犁将军”作为统治新疆的最高长官，其职责可以用节制和监督来概括。到同治年间，清政府内困外焦，内有西北少数民族叛乱，外有列强觊觎。浩罕汗国的阿古柏和沙皇俄国先后侵占新疆，清廷对新疆的统治举步维艰。面临外来侵略的多重压力，清廷出现了“海防”与“疆防”的激辩，最终这场辩论以左宗棠为代表的“疆防”主战派获胜。此后，清军于1877年收复了除伊犁之外大部分的新疆领土；后来经过多次交涉，伊犁也重新回到清朝的版图中。光绪八年（1882年），清政府批准了刘锦棠的奏折，初步决定在新疆设立巡抚。两年后，刘锦棠以新疆巡抚的身份正式履职新疆。1884年建立行省，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方式由间接管理变为了有限的直接控制。与此同时，为了战争和统治的需要，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清政府便把屯垦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工具。清朝是历代中央政府在新疆屯垦次数最多的一个朝代，达到了40次。 中国历史上的屯垦制度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生产建设兵团大有裨益，它们都是中央政府在治理边疆问题上依托强大国家能力而发展出的管理模式。但二者的不同在于，中国古代的屯田制度是为了配合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并对当地政权加以威慑，而新中国后的兵团职能远远超出了军事的范畴，旨在达到对地方实行更加全面的管制。 兵团的建立（1949—1954） 1949年9月，中共做出向新疆进军的决定，目的在于维护主权、全面接管新疆。最初的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各种势力都在对新政权进行挑战。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50年3月“以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为首在巴里坤、伊吾、木垒一带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此次叛乱）于同年7月平息，毙伤叛匪435人，俘获1368人，投诚2769人，争取被裹挟群众17680人”（《新疆通志——公安志》，1997）。在结束了大规模平叛后，有两个问题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第一，新疆境内的大量部队该何去何从；第二，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稳定新疆。当时的新疆军队由三部分组成：王震率领的第一兵团的二、六军，与陶峙岳的二十二兵团（起义部队），以及五军（三区民族军），数量有近20万之多。那么，解决这20万人的吃饭问题就是当务之急。并且，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保留部队对于稳定政治局势至关重要。鉴于此，毛泽东在1949年12月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军队）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止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史选辑1》，1991）武装和生产的结合在新疆尤为突出。一位当时的老兵对笔者说：“必须进行生产，不然没东西吃，从口里运粮食过来，太不现实，我们都计算过，汽车运（成本太高），当时没火车。既要生产，还要剿匪，还要打仗。既要拿镐，也要拿枪，这里是历史情况，没吃的不行。” 从1950年初开始，大约有11万军人参与到全疆的生产工作中。军队的大规模生产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王震在1950年底的《生产总结》中说：“春季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两千余亩，……同时在刻苦节俭精神下，把伙食费和津贴费购买了牛羊、发展了畜牧……这样实际上新疆军队明年就是一切半自足了……就使保卫边疆国防的人民解放军不但可以减去国家一切供给负担，而且是大大地援助了当地人民经济的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史选辑1》，1991）到1952年，新疆军区共建立了27个农场、42个企业，共分为五大垦区（李福生、方英楷，《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1997）。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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