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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对中国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影响(3)


        二、晚商时期中国北方区的形成
        公元前2千纪下半段的晚商时期,整个旧大陆的气候发生了改变,根据已有的研究⑥,在公元前1500年,欧亚大陆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的南界大约在北纬56度左右,而到公元前1250年,这个界限向北移到了北纬60度附近(图六)。森林草原的墓葬是土坑竖穴墓,草原地区的墓葬是土丘冢,根据不同时期墓葬形制的分布就可以搞清这两种文化带分界的北移。这说明在相当于晚商时期的欧亚草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这也为南部文化北上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原出现了武王伐纣的大变革,中原无暇顾及北方地区。中国北方在这种形势下得到很大发展,从西到东的长城沿线出现了文化的趋同性,文化面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说明了各地之间交往的增加,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花边鬲和北方青铜器的广泛流行。各地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特有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在器类与形制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如果仔细观察与比较会发现,各地的青铜器在具有一定共性外,各地还有自身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晋陕高原、河套地区、冀北地区和燕山以北四个地区。这些发现根据其器物的种类、形制、与中原文化关系以及出土单位的性质等,可以归纳为八种组合⑦(图七)。其中,燕山南麓以青龙抄道沟为代表的组合5、晋陕高原地区以石楼和保德为代表的组合2和组合3都与南部商文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以青龙抄道沟为代表的北方青铜器主要分布在燕山南北地区,呈东西长的狭长分布,西边始于张家口地区的怀安⑧和张北⑨,向东经北京⑩、青龙抄道沟(11),然后沿着辽西走廊向东北方分布到绥中冯家府(12)、兴城杨河(13)、一直向北到达沈阳新民(14)、法库湾柳(15)和抚顺望花(16),可以称为以抄道沟为代表的青铜器群。这些遗物多出于窖藏。燕山以北地区不见中原青铜器以及北方与中原文化因素融合的管銎戈等器物。青铜器特有的是曲柄兽首剑和啄戈,其他武器有短管銎斧、管銎钺以及曲柄兽首、铃首和环首的刀(图八)。
        这个组合基本是工具和武器,不见中原容器,但是抄道沟出土的铜刀剑上装饰的小方格纹和兽首装饰则很可能是继承了商文化的台西类型(图八,1、2、3、4)。这里出土的啄戈年代上也晚于台西类型,而在晋陕高原地区基本不见同类器,应该也是来自台西遗存的影响。
        以石楼和保德为代表的青铜器遗存数量非常多,发现的地点有几十处,主要分布于南流黄河两岸的晋北与陕北。这些青铜器中很多都与商文化存在着紧密联系,体现了商文化在晋陕高原文化中的发展。在柳林县高红遗址出土了目前最早的北方式青铜盔,年代在商周之际,而在中原式铜盔出现的年代在殷墟时期,只有前开脸,没有后开口(图九,1);高红出土的铜盔后部有开口(图九,2),这是中原式与北方式最大的区别。西周中期白浮墓葬(17)出土的盔(图九,3)与高红的相比,前开脸的高度向上提了,开口变大。通过这些不同时期铜盔形态的比较我们发现,盔的基本变化是遮盖的部位越来越小,从而使得戴头盔的人的活动更加自如。白浮墓葬中出土的头盔虽然前开脸变高,但是后开口很低,可以看成是中原殷墟头盔的遗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盔形态不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A型与高红的相同,前开脸是圆弧状(图九,4);B型前开脸顶部中间出弧尖(18)(图九,5),与黑海沿岸库班河流域出土的非常相近(19),具有草原文化因素。通过对铜盔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北方的铜盔从南流黄河两岸向东北方向传播,到达燕山以南的昌平等地,又向北传布到夏家店上层文化,而且还到达更北的蒙古高原(图九,6)(20)。这是一条连接长城沿线到长城以外再到蒙古高原的青铜时代北方青铜器的传布路线。
        还可以作为这条传播路线旁证的是长体刀(21)。这种器物在殷墟有较多的发现,是以长方形“穿”和“内”与柄相连(图九,7),后来传到陕西淳化黑豆嘴遗存的山西石楼青铜器群中(图九,8)。在石楼青铜器群中与北方文化因素相结合,变成北方青铜器中特有的有“銎”长体刀,这种器物也是从南流黄河两岸向东沿长城地带传播,目前只发现在昌平白浮墓地(图九,9)。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尚未见到这种器物。但是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吸收很多白浮墓葬中中原与北方结合的器物看,这种有銎长体刀出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也在情理之中。
        
      
    
      图六森林草原地带南界的移动示意图⑥ 
     
        
        图七北方地区各组合的主要地点
        
    
        图八以抄道沟为代表的北方青铜器
        1.短剑(抄道沟) 2~7.刀(抄道沟、抄道沟、抄道沟、抚顺望花、杨河、冯家府) 8.管銎斧(冯家府) 9.管銎钺(冯家府) 10、11.啄戈(冯家府、杨河)
     
    
        
        图九商文化对北方青铜器及蒙古高原的影响
        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联系方式存在着很多可能,人群迁徙、贸易、领土扩张等,其中两地人群的联姻也是较为常见的联系方式。殷墟妇好墓是商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发现之一,随葬品极其丰富,在众多的随葬品中,包括大量的武器和一些非商因素的个人随葬品,如铜镜、弓形器、车马器以及草原风格的青铜刀(22)。因此有学者认为妇好很可能来自商王朝统治区之外的方国,属于北方民族的妇女嫁入商王朝(23)。妇好随葬的铜罐,器物较小,从形制上看与商文化因素格格不入,很显然是北方文化风格的器物。铜罐颈下饰有斜角雷纹一周,上腹部有对称的竖桥状耳二,器身两侧有铸缝,底部亦有铸缝(24)(图一〇,1)。郭家庄东南M26也出土一件(25),底近平。底部有烟炱。口呈椭圆形,在长轴两边的口沿上有两个对称的直耳,内穿绹索状提梁。颈饰凸弦纹三周(图一〇,2)。上海博物馆(26)和殷墟西区墓葬M152(27)也有类似的器物(图一〇,3、4)。此外,这类铜罐在宝鸡国墓地(28)、甘肃宁县宇村墓地(29)和晋侯夫人墓葬(30)等地也都有发现,而这些墓葬都具有浓郁的北方风格。晋侯夫人墓葬也随葬这种铜罐,只是铜罐具有双环耳,具有西戎的风格,证明了妇好和晋侯夫人随葬这种铜罐是由于远嫁外地的女性偏爱使用故乡风格器物的缘故,属于私人用品,与其等级地位无关。
        
      
    
       图一〇铜罐
        1.小屯M5∶852 2.郭家庄东南M26∶28 3.殷墟西区M152∶2 4.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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