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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对中国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影响(6)


        四、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形成和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看,商周时期蒙古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构成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最东端的文化区。我们可以借用俄罗斯学者契尔耐赫关于“冶金区”概念,来表现二者的这种关系。
        俄罗斯学者契尔耐赫在《苏联古代冶金》(54)一书中,根据器物的种类和形式、生产方法、铜和青铜的化学成分以及生产的结构和社会组织区将公元前5千纪到公元前1千纪初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冶金业的发展分为若干个金属冶炼中心和金属制造中心区。
        这些中心往往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变体直接联系,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揭示冶炼中心和这些考古学文化之间更为复杂的联系。一个中心可以完全与一个考古学文化吻合,也可以覆盖两个或三个考古学文化。若干个冶金中心构成一个冶金区。根据他的研究,整个旧大陆的早期金属时代(纯铜至青铜时代)文化中这样冶金区在数量上可以达到10~12个。冶金区之间的区别是下列因素为基础的:
        一是从所有种类复杂的人工器物的形态学上来看,但最初我们研究的注意力仅放在工具和武器上。这些器物能更细致的代表每一个冶金区的特征。
        第二个特征就是在生产这些重要的工具和武器所使用的基本相似的制造技术。在这方面最有意义的是铸造的模子和器物生产过程的分析。因此,一个调查者必须要找到适用于整个冶金区的各个中心或至少是冶金区的首要中心制造金属器物所使用的一套铸造和锻造技术方法。
        在冶炼中心中的铜合金的使用不如在制造中心的重要。要想能生产各种特殊的合金,尤其是那些技术成熟的合金,象锡青铜和砷青铜,不仅要受传统的限制,而且还与这个中心当时所能得到的矿石有关。但同时对生产这些器物的种类形态和生产技术就很少受到原材料的影响。
        各冶金中心通常都在冶金区内部形成联系。在这个系统中,虽然金属制造中心有时候可以起到主导作用,但总的说来属于从属地位的。
        一个冶金区被另一个所取代——时间和空间的继承——实际上会在冶金生产的方法、金属制造技术、合金种类使用和主要的工具武器形态上发生突然的改变。一个新的冶金区的形成往往伴随着早期金属时代文化的新的快速扩张。这种事件的发生也标志着旧大陆文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始。
        按照契尔耐赫对欧亚大陆的划分标准,从商代晚期开始中国北方及周边的蒙古高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冶金区——“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55)(与中亚冶金区、伊朗-阿富汗冶金区以及高加索冶金区并列),进入青铜器制作的繁荣期,代表性器物有兽首、铃首、蛇首装饰的剑、刀和马镳以及啄戈等器物。它位于中原地区的北部边缘。从早商文化的台西类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借用和吸收中原的一些技术、风格和观念,并受到北部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西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当地的土著艺术母题作为工具与武器的顶端装饰,形成了新的器物类型与风格。这些原创性的发明又向草原地区传播。在中国北方与蒙古高原这个冶金区,西部和中、东部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冶金中心,它们与中原和草原的联系各有不同,但是从器物的共性看,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接受了南北两方面的文化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青铜器组合,并向外传播。这个冶金区与商周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的概念基本是一致的。也与威廉姆·华生在1971年出版的《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界》一书中(56)提出的“北方区”(Northern Zone)的概念,即把中国北方边境地区视作一个自身特征分明的青铜生产区是一致的。
        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草原进入青铜时代末期。商代晚期中原青铜器进入鼎盛阶段。中原青铜器高超的技术对北方青铜器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亚洲草原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它使中国北方青铜器在亚洲东部草原成为最发达的青铜器。中国北方与商文化的北方类型所创建的中国北方青铜器进入到繁荣时期,形成8个类型,并且向北传播,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正式形成。它包括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外贝加尔地区,向西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图一七)。这个分布区恰好是战国末期到汉代匈奴分布的主要地区,匈奴文化的形成吸收了这个冶金区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为匈奴联盟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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