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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对中国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影响(5)


        米努辛斯克盆地位于叶尼塞河中游的俄罗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南部,该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而且考古工作开展得较早。因此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前苏联考古工作的中心地区,而在该地区建立的文化年代序列也成为俄罗斯青铜时代考古的标尺。虽然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该地区并不能涵盖整个俄罗斯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但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文化遗存,使其在俄罗斯青铜时代考古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存非常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铜刀(图一三,1~13),主要折背刀(图一三,2~5)、环首刀(图一三,9~12)、菌首刀(图一三,6、7)和兽首刀等(图一三,8、13)。其中折背刀是米努辛斯克盆地特有的类型,数量也最多。它的原形可能来自于一种铜或青铜刃尖插入到骨制柄的复合工具(图一三,1),而且这种器物在奥库涅沃文化和塞伊马-图尔宾诺文化遗存中都有发现。林沄先生认为这种背部呈磐折状的折背刀应该起源于奥库涅沃文化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格拉兹科沃文化(44)。这种刀的早期刀背弧度较大,晚期刀背则逐渐变得平缓,从形态的演变看,在这种折背刀很有可能在卡拉苏克期就出现了。菌首刀是卡拉苏克文化中另外一种比较具有特色的青铜器,菌首的作风在米努辛斯克盆地流行也最为广泛。兽首刀出土的数量比较少,大多是采集或征集品,而且刀柄首的动物形象造型稍显简单,明显没有中国北方地区的同类器更加写实。
        除了铜刀外,青铜短剑数量也比较多(图一三,14~25),但基本都为征集品。与蒙古高原的短剑相比,这里的剑大部分为凹格,有阑的很少,而且在卡拉苏克文化出现的年代可能较晚。
        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这些青铜器与商周时期北方系青铜器的联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在米努辛斯克盆地流行的凹格剑,由于在卡拉苏青铜器中发现数量较多,也被称之为“卡拉苏克式铜剑”,但是这种短剑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多为征集品,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基本都属于公元前10世纪以后的石峡期。中国北方地区也有多件凹格剑出土,大多数年代属于西周时期。但目前发现此类短剑最早的形制则出现于中国北方的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遗址,年代可以早到商代,因此这个地区也被认为是凹格短剑的发源地(45)。
    
        图一四兽首剑分布传播示意图
        
        图一五铃首风格刀剑分布传播示意图
        
        图一六菌首刀剑的分布传播示意图
        其次,从兽首剑的分布来看,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蒙古以及中国北方其中地区都有发现,中国北方邻近的蒙古南戈壁省出土的兽首剑(46)与中国北方最早的青龙抄道沟的剑十分相似,写实性较强,剑柄与剑身弯曲明显,剑格为阑式护手,是同类器中年代较早的,年代大约在晚商时期。米努辛斯克盆地、贝加尔地区和中原发现的兽首剑数量少,而且都没有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的剑的兽首那样写实,而且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铜剑都出于卡拉苏克晚期的石峡期,所以年代应该晚于北方和蒙古出土的兽首剑。因此最早的兽首剑很可能是出现在中国北方以及蒙古与中国交界地区,然后向外传播(图一四)。
        再看铃首作风的刀和剑,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蒙古与中国北方都有发现,但中国北方地区分布非常集中,尤其是在晚商时期晋陕高原地区的保德组合青铜器中,不仅数量多,而且铃首的均为大的球铃首,这种球铃首与商代弓形器两端的铃首相似,它的发展趋势是铃瓣减少。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铃首剑为四瓣铃首、直柄、剑格与剑身之间有凹缺,是铃首剑中形态比较晚的(47)。而且在中国北方地区铃铛装饰的出现非常早,在相当夏时期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就是出土有陶制的镂空响铃罐,里面有两个陶丸,摇之可响(48)。可以这样说,铃铛装饰在中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有比较久的文化传统。所以说铃首刀和铃首剑上的铃首风格最早可能是出现于中国北方晋陕高原地区,然后向南北传播,最北一直到米努辛斯克盆地(图一五)。
    
        图一七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和发展
        最后再看菌首的刀和剑,在米努辛斯克盆地最为流行,在蒙古与贝加尔也有。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菌首刀剑主要集中在燕山南北地区,数量较少,年代大多属于西周时期。从形制和数量看,刀和剑的菌形首风格应该是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传统,蒙古、中国北方以及中原地区的同类器可能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图一六)。
        通过我们上面对铜刀和铜剑等青铜器发展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米努辛斯克盆地与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关系并不是单一方向传播的,而是互有交往的,双向传播。其中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凹格剑、兽首剑、铃首刀剑以及弓形器等都是受到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影响。此外,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还发现了少量的三足蛋形瓮(49),根据已有研究,这种器物起源于龙山时代晚期的晋中地区,并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内蒙古中南部、南流黄河两岸、晋中和关中地区(50)。因此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这种三足蛋形瓮无疑是中国北方文化外传的一个佐证。而中国北方菌首风格的刀剑则可能是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影响。从年代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北方对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影响发生的比较早,商代晚期就已经开始;而米努辛斯克盆地对中国北方的影响发生相对较晚,菌首作风传到北方地区已经是西周时期。因此那种米努辛斯克盆地起源论缺乏细致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吉谢列夫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一书中就认为一些典型卡拉苏克文化青铜器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人群所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公元前12世纪,中国北方青铜器广泛北传,东南部的居民也开始进入米努辛斯克盆地(51)。著名学者威廉姆·华生(William Watson)在其所著《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界》中也提到,东方传统的卡拉苏克文化人群向西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取代那里的与西方有联系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所以中国文化才会传入米努辛斯克盆地(52)。
        总之,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人群无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地的青铜文化尤其是青铜器遗存存在着相当大的相似性,这种文化共同性并非是单一地区起源传播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形成的,其形成必有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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