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延续与断裂：20世纪上半叶上海地区新村的演变(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58 《文汇报》2016年2月19日 张晓虹 郑端 参加讨论
周作人留日时就积极参与了此运动，回国后极力将新村运动推广入中国，写了很多篇关于新村的文章。所以中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留日学生首先发起。当时的新村规划中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带有强烈的乌托邦性质。曹乐澄在1922年的《新村制度的意义》一文中就说道:“他的组织是善良的，他的主领乃是以协力的动作，造成人种安全的生活。换句话说，便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八个字。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他方面尽个人对自己的义务。”新村这一理念，很快在以上海为主的中国城市中传播开来，当然也就引起了人们，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关注:有人对新村制度大加赞美，认为它可以养成平民正确参与政治生活的习惯，可以将中国的政治纳入正常的轨道，有利形成地方自治制度(王焜《新村制》，载《新评论》1929年第2卷第3期)。但同时也有不少批评意见，关于新村的讨论在当时是非常激烈的，为此敦伟、黄绍谷和周作人曾于1920年在《民国日报·批评》中专门撰文讨论新村在中国的发展及所面对的问题。但龙华新村的建立，无疑对新村运动的支持者是极大的鼓舞。新村从而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始浮现，成为上海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0-1950年新村在上海的时空分布 龙华新村的建立开启了新村在上海的发展历史。自此以后，新村开始逐渐在上海市区内发展。初期，新村的发展相当缓慢，而且与龙华不同的是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地区。但进入1930年代后，随着上海城区的不断扩张、土地价格的飞涨，新村这样的居住方式开始大受欢迎，数量激增，分布遍及上海市各处，但以市区范围内为主。不过，这些新村的建设与最初的新村运动已经有了区别:它们大多由企业和学校主导修建，作为员工宿舍。比如暨南大学在由南京迁往真如后，迅即校董会出台章程《扩充新村购地附办新村》兴建职工宿舍。 这些由单位兴建的新村，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员工集体居住，方便管理及生活方式的统一;二是便于工余联谊以及紧急时的守望相助。不过，这一时期除了原来的市民自助式新村建设外，还出现了两类十分重要的新村建设者:一是房地产商，二是上海市政府。 近代上海开埠后，因为租界的设立以及回报颇高的土地收益，上海的房地产发展迅猛，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之一。同时，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日益突出。特别是一战后民族产业的出现，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在上海兴起，他们随着经济地位的稳定，力图透过对空间的消费强化身份认同。针对这部分人群，房地产商们看中了新村所蕴涵的现代、卫生等空间意象，纷纷将新建的住宅小区命名为“某某新村”。对于这种将“新村”概念过度消费的现象，有人在《建筑月刊》上撰文批评: 这里所谓新村，并不是像银行或地产商投资在市区较远的地方，划出一片田地，建造起许多火辣辣的洋房，招人购买，并订定分期付款办法的那种新村。也不是什么村呀，邨呀，出租给人居住的那种里弄房产。更不是顶着建设新村的名目，在乡区里购进一片土地，计划成了各种建筑图样，叫人去选择任何一种房屋，预先缴付定洋或先付造价百分之几定造住宅，造成之后完全付清，或分期拨付。但结果定房方面的钱是收了，建筑也着手进行了，终至承揽建筑者收不到款，而宣告停顿。定房到期也欲住新屋，但房屋只有一个墙框，框上架着一个屋顶的那种新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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