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延续与断裂：20世纪上半叶上海地区新村的演变(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50 《文汇报》2016年2月19日 张晓虹 郑端 参加讨论
最初的乌托邦空间理想与新村的建设，更多是与当时的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的。有志青年们往往把新村的建设与自治组织联系在一起(“民治学会之自治讲演”中有刘钟台称“盖本会最注重自治，尤注意海外建设新村”。载《申报》1919年10月13日)。其中，以在上海成立的民治学会最为积极，如他们大约在龙华新村建立的同时，也在淮安设立新村，以图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包君达三为我等在淮安开了三百万(疑为衍字)亩之地组织新村，请诸君研究民治学理，他日均到兄弟处先办一小小新村，亦可讲宗教及教育。诸君要造净土及黄金极乐世界请到敝处初步试验。” 这一乌托邦理想虽然一直贯穿着新村发展的过程，但当新村转变为房地产商营销房产的策略后，这一理想渐渐被抛弃，新村不再被认为是社会改造的良器，而是蜕化为城市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方式之一:“最近中国新村建设社发表宣言，提倡于本市近郊建筑新村，主张房产合作投资，并以八大优点相标榜，这对于备受不良业主压迫及饱满尝都市烦嚣的市民，诚有相当的裨益”(时新“新村建设与建设新村”，载《道路月刊》1935年第47期)。新村中的乌托邦理想被逐渐抽离。 抽离其乌托邦理念后的新村，正好与其时传入我国的英国著名城市学者霍华德所著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中的思想相对接。霍华德关于田园城市的理念，特别是他将田园景观引入到城市空间营造中，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设计与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修甲“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11期)。这一点从30年代中期上海对新村建设的期许可以看出，“目前以社会合作的方式来倡导近郊新村建设，此种工作，显然有它内在的意义，如沟通都市与农村的生活，逐渐化乡村为都市等等，然而就整个的社会见地来讲”，时新在《新村建设与建设新村》一文中不无忧虑地说道:“这种新村不过是农村建设的一种形态，还是谈不上严格的新村建设。”显然，新村空间品格中的公正、清洁、卫生等要素正与田园城市的理念相吻合。而正是基于这种空间品质，新村随后被在上海兴起的中产阶级加以利用，作为区分身份的空间标识。 虽然冠以新村之名的居住小区，建筑形式多种多样，有西式洋房，也有新式里弄。如李青崖在短篇小说《玫瑰新村——二十二年上海的新村》中就描述了主人公江铸人在真如新村的房屋类型即是新式洋房: 虽然这新村仅仅只有十多栋散在荒地里的矮而且小的单层洋房，可以表示其为“村”而且“新”的意义。但更多的还是钱冬生所说的新村式建筑: 现所流行的“新村”式。这是一种集体式的住宅建筑。普通系由数幢乃至十数幢的房屋构成，每幢房屋可容纳六七家至十三、四家不等。房屋以外，照例预留有相当大小的空间，籍作“村”内居民儿童游戏散步之用。……这些房屋的式样，大抵系以西式为主，但在橱房，楼梯门窗方式，有时却还保留些中式的作风。(钱冬生“闲话新村式的住宅建筑”，载《营造旬刊》1948年第45期)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
- 下一篇：宋代的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