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延续与断裂：20世纪上半叶上海地区新村的演变(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52 《文汇报》2016年2月19日 张晓虹 郑端 参加讨论
此外，工作单位主持兴修的新村则是通过集体性的群居，以培养出一种合乎现代性的中国都市中产阶级的理想生活方式。如开明新村正是如此: “开明新村”，是开明书店的新村，在北四川路永丰坊底的祥经里，前门是公路，大约有六、七亩地，在寸金寸土的都市里，能有那么大的一个所在也不易了。二年来，他们以辛苦经营，购进地，造起屋，连同买下 原先祥经里的一幢房子，住着六十多位工作者(容纳了他们在上海全部工作者的三分之二)，从总经理到各部门的职员，分配房间采用一个原则:有眷属的一间，没有的住“统舱”。中间是一大片运动场，旁边有一排厨房，有眷属者两家合用厨房一间，此外有阅览室，娱乐室各一间，最周到的是搭起一排极大的木架子，以供晒晾之用。(补白沙“开明新村”，《社讯》1948年第41、42期) 而开明新村的分配方式得到了当时社会精英的充分肯定与认同:“以上海的文化企业机构说，‘开明，不算最大，建立起这么一个共同生活的场合，据我所知，除此以外却就绝无仅有了。一种合理的做法，也说明了何以一个力量并不太大的文化企业，会建立得起这么一个需要力量并不太小的共同生活的设备。踏实着做，一步步的走，对于一个以‘事业团体化，，‘团体家庭化，为方针的我们，‘开明，有著值得借镜的地方。”(同上) 综上所述，1950年之前的上海新村建设，透露出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所型塑，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新村空间的生产，无疑是上世纪上半叶上海城市政治、经济背景下的产物，它从最初的乌托邦理想空间，一步步演化成房地产商和政府机构所着意打造的居住空间。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改造的理念并未完全从中隐去，相反，不同社会机构均或明或暗地通过对这一理念的消费而获得收益。同时，田园城市理念的阑入又强化了原有的平等、自由、公正的空间理想。 如果我们对1950年之后的工人新村的空间品质稍有了解，会发现“平等、公正、清洁、卫生”等这些原有新村建设中的空间意象正是新生的共产党政府用以打造社会主义居住空间———工人新村的主要元素，并且它们也被成功地转化为新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符号。但在政府的话语体系中却有意无意隐去了工人新村与过往的新村运动和职工新村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这样的状况似乎更体现出列斐伏尔所谓的“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同上)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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