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到“生活”：运河研究的新维度(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12 光明日报 吴欣 参加讨论
二 “运河”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个具有明显区域、跨区域特性的人文“线性共同体”。仅就京杭运河而言，其流经的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因此，有关“运河与其区域”的研究既是运河本体研究的延伸，也是地方利益诉求的反映，更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学界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形成了本位鲜明又可互为借鉴的研究成果：历史地理学界前辈如陈桥驿、史念海、邹逸麟等从水利、环境史等角度，厘清了大运河开凿与疏通对区域生态环境、水利灌溉、资源开发的重大影响，并客观分析了区域社会因“人工开凿”运河而形成“沧海桑田”变化背后的“差别有等”；此类研究在开创运河史研究的同时，也将“区域社会”地理空间差异置于历史脉络中，在区域发展水平和方向上讨论了运河的“利与弊”。经济史学界对运河流经区域的关注，因“典型性”选择意识的主导，更多集中于江南区域，此类研究的初衷或不着意于对运河与区域之关系的解读，但亦将运河作为“一种因素”，讨论城镇“专业化”、市场“层级化”、“区域社会的内变迁”等经济史问题；国内外学者有关“内卷化”“大分流”等理论的提出与讨论，不仅量化了江南区域田产赋役、生产效率等内容，将“描述性”研究转化为“实证性”研究，且发展了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在国际比较视野之下探讨了江南区域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这类研究使区域社会研究日益深入，运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类型化意义也更加凸显。社会史学界对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研究相对细化，多以人口、宗族、社区、信仰为对象，讨论漕运政治之下不同区域的社会发展脉络与结构性变化，其中尤以韩书瑞《山东叛乱》为著。该书运用“通过构成日常生活经纬的个人活动”去观察运河区域社会的方法，分析了运河区域自主性发展的可能与样态；这类研究看似“细碎”，但实则是将触角下沉，对区域若干现象进行“层累”式剖析，以实现对运河区域“立体”历史的整体性认识。 以上三类研究的研究意识、领域、地域全部或者部分涉及运河之“本体、整体与地方”，研究内容互为借鉴，逐步深化，且每一类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对运河“空间坐标与历史标签”的身份进行了揭示，为运河及其区域社会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在研究主旨方面体现出两种倾向：一是研究成果较多强调运河的“功能”性，或是认为运河沟通南北，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强化了运河城镇的形成与经济发展；或是认为人工开挖的运河，违背了“天注定”的河流东流入海的自然规律，改变了自然河道的方向，给沿岸区域的生态环境与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二是在区域史研究中，囿于资料和区域内部的结构性限制，未将运河流经区域作为一个以“运河”为功能整合载体的，兼具生态、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等要素的动态系统和跨区域整体来认识，运河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薄弱。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研究意识的差异以及微观资料的缺乏。从研究意识来看，“运河盛衰决定论”与“运河利弊二元论”框架中缺乏“人”的主动性研究，因此运河区域历史层累过程中所形成的民众生活方式及生活场域建立的自主性问题被忽略，“生活方式的运河”的理念未得到体现。微观史料缺乏也凸显了运河更“精确”研究的困难：一方面需要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在原有文本之上获取新的资料，就此对“民众主体”“生活方式”以及“区域差异”进行系统化和整体性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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