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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到“生活”:运河研究的新维度(3)


    
    对于运河区域而言,“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京杭运河这一集漕运政治、文化交融、经济繁荣于一体的特殊区域中,社会呈现出人口频繁流动、结构多层分级、人群协作平衡、矛盾尖锐对立的多重表象。因为漕帮组织、河工组织、信仰人群乃至每一个生活在运河岸边的个体生命,都参与其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运河,又或多或少地被运河所改变,且这种改变是交叉的、叠加的……运河岸边的村落、城镇中的人们,运河上南来北往的使节、官人和商贾,他们的交集不只是在会馆、驿站、酒店和等闸的间隙,也在沿岸庙宇的膜拜中、收购与推销的交易中、明抢与暗劫的水上岸边的血腥争斗中。运河搁浅商船难行的愁怨,与因为缺水而荒芜的土地一样,成为官员的心疾与治理成绩的同时,更是民众的痛楚与无奈后的自救。一条运河所呈现的,是活色生香的社会全景,是多重视野下的多层面相互叠加的鲜活历史。运河将不同地域的人群带到河流之上,在陌生的环境里演绎着从移民到土著、从斗争到融合的故事,并最终变成了“大运河人”。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区域社会的层累,如何使运河变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市场制度如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们在繁重的赋役、频繁水灾与“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交融之中,经历着代代相传的创造与煎熬。这种历史真实脉络的延伸,之于今,是可以咀嚼的故事,更是可以品味的现实。
    因此,未来的运河区域史研究应沿着“强化运河标签的整体史”与“弱化运河功能的区域史”相结合的路径发展。或者说,弱化运河的“功能”性标签意义,强化其影响下区域社会的主体性研究。在这种路径之下,运河影响下区域的“社会性”,及其作为“人们生活基本场所”的方面将成为重点,从区域生活条件、生活主体与生活活动方面入手,以运河区域社会为立足点,勾勒出运河区域民众生活方式的基本面相与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事实上,从整体上看,运河区域社会发展有一套内在逻辑,运作机制值得关注,这套机制有其创造性和自发性,只是随着运河的断流以及清代后期漕运的腐败,其内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若将运河研究放置在“区域与跨区域研究中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下,运河区域社会研究历史意义或更为可鉴。
    当然,进行上述研究,传统文献与民间文献以及档案资料的结合运用必须为之。传统文献自不待言,目前学术界已经在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上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研究却相对滞后。因此,在收集和整理民间文献的同时,应重视对新发现民间文献的研究。或者,民间文献和“生活方式”视域下的社会史研究,既是运河研究同时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希望所在。
     
    (吴欣,作者单位: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本文为2016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间文献与京杭运河区域社会研究”〔16AZS01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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