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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人间翰墨香


    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所编的《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记载,江户时代每年都有不少“中国墨”远销日本。另外,日本唐通事编纂的教科书《译家必备》中,就曾提及长崎贸易中的“三百挺徽墨”。显然,唐船输入品中的“中国墨”,主要指的应当就是徽墨。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现存于日本的诸多中国“访帖”之证实。
    18世纪后期,浙江有一册图文图书,因供奉宸赏而声名大噪。这部让南巡的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之《太平欢乐图》,书中有一幅图反映的是当时市面上颇为畅销的“新安墨”。“新安”是徽州府的前身,所谓新安墨指的便是徽墨。画幅中,一位头戴暖帽、面朝左看的清朝人,左手拎着一个蓝色包袱,右手捧着一盒徽墨,图说曰:“徽州之新安墨盛行于浙,凡携箧走书塾觅售者,新安墨也。”这是有关徽州墨商的一条珍贵史料,反映了盛清时代徽墨在长三角一带的流行。结合图像与文字,可见当时的徽州墨商,将徽墨放在蓝布袋内,沿途叫卖,并前往各处的私塾中兜售……
    自公元10世纪以来,中国墨业的中心便自河北转移到了皖南的歙州(即后来的徽州)。当时,奚廷珪随父亲奚超从“风潇潇兮”的河北易水,迁至皖南的歙县。奚超是位制墨高手,他抵达歙州以后,发现黄山白岳之间松树苍郁,水质又好,是制墨的极佳场所,遂决定卜居于此,以制墨为生。他们在当地制作松烟墨,质量上乘,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奚廷珪也因此被赐姓为李,后世遂以“李廷珪”留名青史。
    在科举时代,徽墨除了作为一种实用的书写工具,还被当作精美的艺术品,供文人把玩鉴赏。正因为如此,徽墨也被当作送礼的佳品,在国内外广泛流通。16世纪中叶的嘉靖年间,日本和尚策彦周良两度作为使节前来中国,后来,他将两次出使的经历撰述成文,此即著名的《策彦和尚初渡集》和《策彦和尚再渡集》。书中,就多次提及作为礼品的徽墨。及至清代,徽墨在日本、朝鲜、琉球等地都相当著名。徽州制墨名家方于鲁编纂的《方氏墨谱》,在江户时代(1603—1867)还被收入日本文人所编的画谱中。
    从现存的贸易资料来看,在清代,徽墨曾大批远销海外。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所编的《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记载,江户时代每年都有不少“中国墨”远销日本。另外,日本唐通事编纂的教科书《译家必备》中,就曾提及长崎贸易中的“三百挺徽墨”。显然,唐船输入品中的“中国墨”,主要指的应当就是徽墨。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现存于日本的诸多中国“访帖”之证实。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