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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人间翰墨香(4)


    另外,《艺海余波》第十七集中还有一张深红色访帖:
    徽州曹素功老店,向开姑苏南濠信心巷口,历有二百余年,货真价实,天下闻名。近多射利之徒,以假冒真,致有鱼目混珠之误,是以本斋来孙尧千氏,向遵高高祖法监制。缘咸丰十年匪扰苏省,今迁立上海小东门内察院西首第三家,双间朝南门面开张,以辨假而崇真,所有贡品、徽墨、歙砚、湖笔、硃锭、按度罗经、硃砂印色发兑,绅商赐顾者,须认尧记图章不误。
    该访帖从一个侧面提及太平天国兵燹战乱对曹素功墨庄的影响。据可靠资料记载,清同治三年(1864),九世孙曹端友从苏州迁至上海定居,在小东门方浜路开设艺粟斋,成为制作徽墨的著名字号。
    16世纪以还,徽州墨商的营销网络广泛分布于江南各地。除了徽墨商品输入日本之外,江户时代还有中日制墨技术的频繁互动,这是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户时代日本著名的墨商松井元泰,从其父亲一辈开始,就认真钻研中国的制墨方法。元文四年(1739,清乾隆四年),经过官方的特许,松井元泰曾亲自前往当时的“锁国之窗”——长崎,会见了从事中日贸易的数名清朝商人,对中国墨详加探究。他还通过前来长崎贸易的中国海商,与在苏州一带经商的曹素功以及詹姓婺源墨商有过交流。宽保二年(1742,清乾隆七年),松井元泰刊行了《古梅园墨谱》,此一墨谱,显然是模仿明代的《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等,其中,就特别记录了徽墨的图式。透过《古梅园墨谱》等域外文献,我们对徽墨之海外流通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有了更多的了解。当然,国内现有学者认为,松井元泰曾到过中国,与徽州墨商特别是婺源墨商有过一些技术上的交流,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持此观点者未曾读过《古梅园墨谱》,遂有这类想当然的看法。其实,在江户时代日本推行“锁国政策”,只开放长崎一口与中国和荷兰通商,本国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日本,墨商松井元泰自不例外。在这种背景下,他又焉能前往苏州与徽州墨商展开交流呢?他们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只能是透过前往长崎经商的中国商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
    另外,如果说乾隆时代徽墨在日本一枝独秀,那么及至曹素功迁居上海前后,日本经过长期的吸收、融合,和墨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艺海余波》第十五集中就收录了一份日本万延二年(1861,清咸丰十一年)的《法古斋拣选文具略录》,个中列有和笔、唐笔、和墨、唐墨、和砚、唐砚、唐纸、印材。其中,和墨是指“南都制造油烟、松煤、唐法制诸名家所用墨数品”,而唐墨则是“新古名墨数品”。在这里,唐笔、唐墨、唐砚等被置于和笔、和墨、和砚之后。这爿开设在江都(今东京)大传马第三街的笔墨店老板高木寿荣不无自得地标榜:“本铺所鬻之文房,制造用意,真伪品定,久蒙赐顾……”明治十九年(1886,清光绪十二年),大阪人铃木梅仙出版了《墨苑清赏》一书,当时,他邀请了一些著名文人为之撰序。其中有一篇序文踌躇满志地写道:
    我国制墨创于高丽僧昙徵,后普传其方,海内便之,而纪伊藤白墨、大和古梅园等最显。铃木梅仙,纪伊人,夙尽力藤白墨,既而谓制未及清墨之精良,故清墨输入日多,是不独吾业之愧,亦我国之耻也!于是苦思刻虑十数年,废寝食,倾家产,竟得其方,并悟鉴识之法,皆古人所未发。……梅仙数为余制墨,寄赠之,其精良实胜清墨数等……
    此处的“我国”系指日本。由此可见,明治时代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制墨之精良与否被视作事关产业与民族声誉的大事。《墨苑清赏》一名“墨苑呓语”,若以序文中的言论所及,称之为“呓语”或许亦不为过。从总体上看,尽管和墨大有长进,但徽墨亦仍有其独到之处。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于徽墨的爱好,一直沿续到了明治以后(晚清、民国时期)。东京银座二丁目的乐善堂书房,专门贩卖“吴吟轩精制各种湖笔”和“曹素功精选各种徽墨”。仿帖的右上角,盖有“真不二价”的红印,这明显是受中国江南商贸习俗的影响。揆诸史实,“不二价”或“真不二价”,至迟自明代中叶起便是苏州的商业招幌,及至清代,更是长崎贸易中商人所惯用的口号。这一点,曾引起日本人的高度关注。江户后期的汉学者大田南亩(1749—1823),在其所撰的随笔《一话一言》卷21“茶膏”条下,就饶有兴致地记录了标榜“(真)不二价”的苏州商品。从“乐善堂发售湖笔徽墨仿帖”来看,其中的“曹素功精选各种徽墨”多达数十种。而18世纪与曹素功颇有交往的古梅园,迄今仍是日本尚存的著名制墨老铺。这爿坐落于奈良市椿井町的古梅园,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庆贺墨店创建400周年,曾向曹素功墨庄发出邀约,提议由两家墨庄联合生产纪念墨。此项合作,系由古梅园提供墨的造型和墨面图案,曹素功则负责墨模制作以及雕刻,墨为圆形的“白凤墨”,两墨庄各生产四百锭,分别题款,合璧成对,寓意400周年庆诞。此一事件,成就了中日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又一段佳话。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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