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泽 杨奇光：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隐忧”与变革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09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王润泽 杨奇光 参加讨论
【核心提示】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虽然有“隐忧”，但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已经发生了内在的变革，新闻史研究者在扎实做好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研究思维，并致力于构筑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新闻史研究范式。 近年来，在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学术领域沸反盈天、热点不断的背景下，新闻史研究似乎置身事外、波澜不惊。大约十年前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学术热议，现在也只余音渺渺。当年对新闻史研究的尖锐质疑——新闻史研究的合法性根基是什么？新闻史研究如何体现主体性？当代新闻史研究是否已经“内卷化”等几乎关涉学科本质的“元问题”依旧存在；这些质疑是善意的，旨在为新闻史的未来研究布局谋篇、推陈出新。事实上，关于新闻史研究最猛烈的批评恰恰出自在这一领域坚持不懈、深耕数十载的资深学者。 关注隐忧问题 黄旦教授的两篇文章引发关注和讨论，《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和《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强调了报刊在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他提倡以媒介为重点的“新报刊史书写”，并指出应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倡导研究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张昆教授在《新闻传播史三维空间》（《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一文中批评了以往的新闻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闻事业层面，至于新闻传播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新闻传播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李彬和刘宪阁教授在《新闻社会史：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一文中也直言，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了新闻与历史的双重隐退，而新闻社会史的考察路径能够结合新闻与历史。戴元光、陈钢所著《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与范式创新》（《当代传播》，2010年第3期）亦曾谈及，长期以来本体意识的缺位导致了新闻传播史只能在政治史、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趋。十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大刀阔斧的铲除和解决，但学界的努力使其从“急性发作”变成了“隐忧”。 关于新闻史研究的“隐忧”主要关涉三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合法性”的问题，具体来说，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新闻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表现出了范式的匮乏和问题意识的欠缺。第二是研究内容来源的单一，不少学者借以开展研究的史料多来源于报纸版面和报道内容，此类针对报纸版面所做的内容分析难免局限于现象的表面，缺乏深入的具有启发价值的问题意识。第三则是各种理论概念对于新闻史研究的干扰，史论结合是需要很好的理论和历史功力的，运用得法可以同时推动理论和历史进步。但如果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特别是个别研究使用一套西方的理论来生硬解释中国现象，结果往往是理论现实两张皮，用一套晦涩的话语解释大家本来明晓的问题，让中国问题更显迷茫，对中国的媒介现象和西方理论同时造成了伤害。李金铨教授曾批评西方一位著名汉学家主编的中国新闻史论文集生硬套用并迎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其材料细碎，逻辑断裂，语境断裂，削足适履。这些反面案例为后人的理论使用方式敲响了警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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