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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泽 杨奇光: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隐忧”与变革(3)


    推进内在变革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新闻史研究领域中的新进展和新变革并不少见。大量基础性研究取得突破,一些大部头、系统性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此外,在具体研究领域中,“挖深井”做个案还在继续,理论的有机运用更加娴熟和规范,突出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取向也逐渐形成。
    史学的研究离不开扎实的史料收集和大量的史料分析工作,对于基础性的新闻史研究来说,其研究成果产出的周期往往较长。在基础新闻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国家图书馆联合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34册)、《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16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藏稀见新闻史料汇编》(29册)和《民国新闻史料续编》(即将出版)四部史料汇编。此外,国内首次以中国新闻本体史史料为核心的研究——“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于2015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学界期待在新闻本体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出现突破性成果。
    在新闻传播个别领域中,重大系统性研究不断出现。倪延年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法制通史》现已出版发行,该套图书汇编了大量基础中国新闻法律法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韩丛耀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以图像文献为核心,真实呈现了中国近代图像新闻的历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该项目主要研究民国新闻事业起源、发展、变化到衰微的历史及内在规律)、“多卷本《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研究围绕新闻传播的技术、技术史展开,旨在深入探讨新闻传播技术与新闻、传播、科学技术、思想、文明以及文化的关系)以及“多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该项研究突出了“新闻消费终端”——“读报人”的身份特点与行为方式,这一视角挑战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办报人、报馆与报纸内容的主导地位)也先后获得立项。近十年来,还有20余项涵盖专门史、地区史以及涉及史论的新闻史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在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当代新闻史、断代史、地区史、人物史、思想史、观念史等研究分支均有所涉及。
    上述研究的开展,特别是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支持引导,同时相关研究推进也离不开社会机构的支持,例如,国家图书馆就设立了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民国时期各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学术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在基础史料和个案研究更加丰富与扎实之后,创新突破性的学术代表成果一定会出现,不久的未来,第二套、第三套《中国新闻传播通史》问世的可能性很大。
    总体来看,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虽然有“隐忧”,但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已经发生了内在的变革,新闻史研究者在扎实做好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研究思维,并致力于构筑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新闻史研究范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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