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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泽 杨奇光: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隐忧”与变革(2)


    积累突破势能
    实际上,可以辩证地看待上述“隐忧”和质疑。就“合法性”而言,本质上是理论研究思维对历史研究思维的质疑,理论研究要求概念界定清晰,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如何进行深入系统规范的学术研究呢?但历史学有另外的思维,也许有人不能同意黑格尔的看法——历史学是最不屑于概念的界定和理论的耙梳,但这确实是历史学的特性之一。新闻史研究离不开基础史学研究方法的支持,而史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期冀解决的问题,历史学整体价值在于提供学科全面发展营养丰富的基础,保证理论的大树根深叶茂、枝干挺拔。
    表面上看新闻史研究进入瓶颈期,但实际上,突破的势能在不断积累。目前新闻史研究范式已经扩大到社会史、叙事学、媒介生态、现代化、媒介批评范式等;与此同时,“本土化”也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研究路径取向,这将对中国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潜在的巨大势能作用;研究领域拓展到经营发行史、思想观念史、阅读史等;从研究方法上看,新史学、年鉴学派、心灵史、心态史、计量史学都在个别研究成果中亮点频现;从内容上看,口述史料、日记、档案、书信等文字材料大为增加,甚至出现了实物史料,如上海火警传播研究中,电话、旗灯和钟楼也成为研究对象,引起个别史学家的关注。因此,新闻史研究创新变革之力正在积蓄,中国是史学大国,历史渊源深厚,史学素养和意识是潜移默化和不可忽视的——中国少有理论大家出现,但史学大家并不少见,理论要突破创新也必然回归历史、汲取能量和营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