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与戏路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00 光明日报 苗菁 参加讨论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戏曲的一个繁荣与发展时期。今天中国众多传统戏曲的声腔或剧种，多数都是从那时起发展演变而来的。在传统戏曲界，向来有“水路即戏路”的说法。但需注意的是，所谓“水路”并不仅仅指的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水道及与这条水道紧密相关，并被这条水道带动起来的经济、文化带，与戏曲欣赏人群的聚集区。这条经济、文化带与聚集区，一般需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它必须是一条在全国或区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黄金水道，它必须有在全国或区域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中心城市，它必须有大大小小、不断分布着的，从经济与文化水平上说，都有相当地位与影响力的市镇。只有如此，这条“水路”才能成为戏曲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戏路”。而在整个明清时期，尤其是对外的国门没有全面打开之前，能符合这几个条件的“水路”，应首推京杭大运河。所以，研究明清戏曲史，人们会普遍感受到，当时的一些主要戏曲活动，都曾与这条水道发生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北京、扬州、苏州等城市是全国最重要的戏曲活动中心。苏州、扬州两座城市之所以能成为戏曲活动的中心，某种程度上都得益于京杭大运河。因为运河的贯通，明清两代的苏州和扬州是商人、士绅以及文人大量聚集的地方。到了清代，扬州附近两淮盐区有全国产量最高、行销区域最广的盐场，税收占全国盐税银的62％，是清政府最发达的盐生产、运输、销售的集散地与中转地。清朝的盐商普遍生活奢侈，导致扬州城内铺行林立，商业繁荣，茶肆、酒楼、饮食、服饰、浴室等服务性行业极度发展。同时，在文化生活上，盐商们普遍追求“俳优伎乐，恒歌酣舞”（雍正“上谕”，《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八）的生活。于是，以盐商的经济支持与文化消费需求为主要动力，戏曲在扬州走向兴盛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及其附近地区是著名戏曲声腔与剧种的重要发源地。如明代四大声腔中，除弋阳腔外，海盐、余姚二腔都产生在运河附近地区，昆山腔更直接产生在运河岸边的苏州。昆山腔出现并逐渐演变成著名声腔，除了自宋元以来，这里有较好的戏曲传统这个因素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运河的因素。因临近运河，苏州成为南北戏曲、音乐的交汇点。二是欣赏与创作群体的因素。因经济、贸易的发达与繁荣，苏州成为富庶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这些人群中，尤其是士大夫与文人们，对戏曲有更高、更艺术化的要求。他们成为昆山腔的重要观众来源，及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以此为基础，魏良辅等人才走上了改革昆山腔的道路。他们借鉴各地戏曲艺术，对传统昆山腔的声腔、歌唱、伴奏等进行了广泛改革，使得昆山腔由“率平直无意致”（余怀《寄畅园闻歌记》）的“讹陋”声腔，变成了“清柔而婉折”的艺术（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这是一条提高与雅化的道路。正是由于这种改革，才使得昆山腔由一门只限于吴中一隅的声腔，迅速扩大了影响，最终成为“四方歌者皆宗吴门”（徐树丕《识小录》）的居诸腔之冠的剧种。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是各地、各种戏曲声腔与剧种的吸纳之地。一般而言，当某一地区或地域产生了一个新的戏曲声腔，并经过无数艺人通过不断演出与改进在当地获得成功后，都会有走出本地的意向与举动。而走出去，一般会走向商业贸易发达的地区，这里是最能聚集戏曲观众的地方，也是最有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观看戏曲的地方。由于运河沿线多经济与商业发达的城市与市镇，所以，明清时期，各地的声腔与剧种，因各种条件或机缘，往往都会向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和市镇靠拢与聚集。这成为明清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以清代的扬州为例，就曾聚集了各种声腔，除昆曲外，来自各地的声腔，如弋阳来的高腔、句容来的梆子腔、安庆来的二簧调、湖广来的罗罗腔等，都曾先后向这里汇集。将如此丰富的南北戏曲吸纳于一城，除了北京，当时全国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够如此，这显示了扬州非凡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容纳力。正因为聚集了众多的戏曲声腔及种类，才使得扬州组织、管理戏曲的人们（两淮盐务官员）不得不将之进行分类管理，于是便有了“雅部”“花部”的划分。“雅部”意为雅乐正声，专指昆山腔（昆腔）；“花部”意为花杂不纯的戏曲，泛指除雅部外的一切地方戏，如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之类（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或者说，“花雅”的提出与划分，肇始于扬州，是其将各地戏曲聚集在一地的结果。它一方面反映出清代中期各地、各种戏曲繁荣的情形，一方面也体现出扬州对各地戏曲的强大吸纳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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