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的礼法创制及其意义(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5:10:44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姚宇 参加讨论
礼仪与教化：理学家礼法创制的观念基础 宋明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对于儒家的礼教传统，亦在新的理论框架内予以阐释。在理学家那里，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被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但天理一说，毕竟抽象渺远，礼制之作用，即在为这一过程提供可操作的行为指引。朱子谓：“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又谓：“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即是从天人关系的角度，重新论证了礼的教化功能。与此相对，“小程”伊川曾谓：“介甫（王安石）言律是八分书，是他见得。”朱子解释此语，认为“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但于根本上少有欠阙耳”。众所周知，汉以后的历代王朝，都不断将法律与儒家思想加以整合，使前者更具道义上的合法性。宋之《刑统》本于唐律，后者更在《四库提要》中获得了“一准乎礼”的评价，然而在朱子看来，律典虽非无可取之处，但仍不能与儒家所崇尚的德礼教化相提并论。这一观点，应当说是宋明理学家的共识，亦是理学家礼法创制的思想基础。 有宋一代，面对中原沦丧的艰难时势，士大夫论政，每以富强为目标，视心性为空谈，功利一派由此而生。与此同时，程朱等理学家由哲学入手，追本溯源，终得孔孟心传，坚持以心性修养和社会教化为治道之本。朱子辑北宋四子言成《近思录》，其中“治体”、“治法”两卷即分别以此二事为重。《家礼》一书，乃朱子参酌古今、损益编订而成，然则朱子之意，并非徒添繁缛，追求形式上的复古。他在《家礼序》中指出：“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结合他注解孔子“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一语，谓“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可知他修辑家礼的宗旨，正在于由礼而及义，培育传承古人的“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以此为起点而推之于社会国家，天下治平的理想即在其中。 王阳明巡抚南赣时，正逢地方盗贼肆虐、秩序荡然。在以武力弹压的同时，他深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唯有通过移风易俗，方可使地方秩序得以重建。他在告谕中坦言，南赣之所以多产盗贼，政府教化无方，难辞其咎，当地百姓正因“诲训戒饬于家庭者不早，熏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方才“靡然日流于恶”。要避免百姓再次“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有效的教化机制，乡约规范和组织即为此而生。观其在《南赣乡约》中设计的乡约组织，尽管兼具救济孤贫、调处纠纷、维护秩序等诸多功能，但根本宗旨仍是利用“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的心理，使乡里百姓彼此督促，共进德业。更可注意者，主张“心外无理”，向对外部规范持谨慎态度的王阳明，之所以在《乡约》的最后部分，以较大篇幅细致地设计了乡约集会的仪式流程，无疑也是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希望借助庄严的仪式，为公开的彰善纠过增添感召力，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化乡民的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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