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与《中华民国史》(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5:10:40 文汇报 陈铁健 参加讨论
拒受乱命为著史 中华民国史编纂任务落到近代史研究所后，并非一帆风顺。1975年一度狂风骤起，浊浪排空，险些打翻已经扬帆启锚的这艘航船。说来话长。 1998年11月24日，李新因腹部不适到北京医院就诊，医生看后留他住院观察。我到医院看他，谈及现代史与民国史研究，他准备写两篇回忆编写《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中华民国史》两部书的文章。其中，中华民国史遭遇的一场危机，谈得详细具体。记得1997年秋天，他交给我《怀乔木》一文打印稿和原稿，让我对照有无缺漏。我看后，对他说打印稿删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求停止民国史编纂的那一番争论。他说，不能删，应立即重新打印恢复原貌。这段文字与他在住院期间的谈话，内容完全相同。他说: 1972年，我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接受了主编《中华民国史》的任务。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担任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在刘大年的怂恿下，政研室要学部停止《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刘大年以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向黎澍和我（当时我们两人都是副所长）传达学部的这一荒唐决定。我质问刘大年，为什么要取消编写《中华民国史》？他说，我们编写民国史，就等于承认两个中国。我说，中华民国存在于1912至1949年的中国大陆上是客观历史事实；至于台湾，现在并不代表中国。这些事实，全世界都是承认的。我们现在干吗要加以否认？如果我们否认，那才是害怕台湾搞两个中国，等于承认它搞两个中国还有一定的道理。我指着墙上中国历代年表图对他说，你看，这个年表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宋、元、明、清、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吗？这个多年以前就出版了的历史年表并没有承认两个中国的错误，难道我们现在编写民国史就有承认两个中国的错误？这是什么逻辑？未免太荒唐了吧！刘大年没有理，说不过，只好推说这是国务院的决定。我说，我们编写《中华民国史》就是国务院的决定，而且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的，难道你不知道？你们明明知道，为什么要做出荒唐的决定，让周总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们在黎澍家里，从下午一直辩论到晚上，刘大年总是输理，但他最后还是那句话：你有理，你找乔木谈去。黎澍很少说话，他从谈话中看出当时的形势，认为我是拗不过去的，就诚恳地对我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李新，别自讨无趣了！……晚上在黎澍那里分手的时候，真正是不欢而散，三个人都很不高兴。 接着，学部临时党组书记林修德（应为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由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组成，林为召集人——笔者注）找我谈话。他说，根据国务院政研室的决定，要停止编写民国史。我说，为了编写民国史，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编制五十人，不是你通知我，由我去照办的吗？怎么现在又要停止编写了，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道理？但是，这是政研室的决定，要我们坚决执行。我说，要我们编写民国史，是中央的决定，周总理主持的出版计划上有明文规定，国务院、中国科学院和学部都有书面指示，吴庆彤秘书长和郭沫若院长兼学部主任也有书面的批示，现在既然要停编民国史，就应该有明确的书面指示，并要说明以前的指示作废。林修德这时感到为难。我说，党组不要为难，就说李新要等到有书面的指示后才肯停止民国史的编写。当天晚上，党组成员宋一平找我去谈话。他说，你和乔木在延安那么熟，你有意见，何不找他当面谈一谈？他极力要我去找乔木，并为我要了车子。我和宋也是老熟人，碍于情面，只好答应他马上就去。但我在下楼的时候心想：乔木是老上级，如果见面时他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要我一定得服从当前的指示，那我怎么办呢？不好说话。于是我走到车子前对司机说，今天不去了，回头再说。 回到家里，我觉得不去见乔木是对的。我相信他们发不出书面指示，而我们继续编写民国史就谁也无法阻止了。不久，邓小平又下台了，政研室也随之解体。 “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出任首任院长。为鼓动社科院学者解放思想，重归学术，胡乔木思想颇为开放，一时大讲“史学家做党和政府的助手，不是意味着做应声虫。如果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又说：“我不倾向于提倡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政治。历史学家当然要拒绝这种破坏历史科学的做法。”据李新回忆，在一次全院大会上，胡乔木在报告中说：“看来研究历史，应从多方面、多角度来研究，李新他们研究民国史，不是也搞出成绩来了吗？”民国史研究室的人听了很高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自我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