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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与《中华民国史》(8)


    在其位不谋其政
    李新于1980年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1997年离休,长达十七年。人们常常问起,李新为什么不参与党史编撰工作?他说,我是拿党研室的薪资,干近代史所的事,这事原来就是跟胡乔木、廖盖隆说好了的。1998年,我到万寿路寓所看他时,他又谈到这件事,从筹建党研室说起,谈得很详细。
    先是,1979年5月,李新访美回来,胡乔木约李新到他家里,对李新说:“党成立快六十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党史。毛主席曾经要董老(必武)主持编写,一直没有动手。现在条件成熟,我想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党史机构,编写党史。今天找你来,想请你帮我起草一个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你看如何?”李新应允。两天后李新拿着报告稿去见胡乔木,两人就机构设置,人员条件、选调与配置,图书资料,编审委员会名单等交换意见。胡乔木基本同意李新的下述意见:把有文化素养的老干部、老党员和业务水平拔尖的教授、副教授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坚强有素养的党史研究力量。对研究人员的待遇必须要优厚些,特别是对来自高校的人员,因为他们原来的待遇太低了。他们的收入同民国前期教授相比,实在可怜。政治待遇,更要提高,必须让他们能看到各方面的文件,特别是能看到档案馆收藏的保密历史资料,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写出有价值的著作。行政人员力求精简,以免形成一个官僚机构。关于研究室的领导人选,胡乔木表示当仁不让,他愿当主任。副主任冯文彬,华楠(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新,而由李新主持日常工作。李新诚恳地说:我连大学都没上过,在大学里工作,不过是外行领导内行。你要我主编革命史,我也是以组织者和学习者的态度承担下来的,何况我还在主编中华民国史。以我的能力,主编两部书已是超负荷了,哪里还有能力来管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呢?两人和善地讨论好久,胡乔木终于同意另找他人做常务副主任。李新推荐廖盖隆,胡乔木同意了。最后公布领导人时,李新仍为副主任,挂名而已。
    李新之所以不参与撰写党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文革”动乱之际,中共党史已经变成为一个人树碑立传、无限神化的虚假记录。而大量机密档案,却有法而不遵,不向或极少向研究者开放。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奥秘,因而深埋不彰。要写一部真实客观公正的党史,谈何容易?张宪文曾经听李新说,党史好比一座堡垒,攻不动。我也听李新不止一次表示,他不参与写党史,很重要的原因是无法看到应该看到的内部档案。他说,如果不能看到应该看到的全部秘密档案文件,我绝不会去写党史,绝不会虚耗精力去制造假历史,让时人与后人诟骂。他之所以写西安事变论文,是1960年代档案管理者遵制开放档案时,他看到了西安事变过程中中共高层与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刘鼎之间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处理事变的秘密文件。1980年代,我们编撰《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初期,每卷可以派两人阅抄档案,1989年政治风波后被叫停。档案高度垄断的不良后果,一是掩盖历史真相,二是为某些人曲解历史开方便之门,使历史虚无者肆无忌惮,横行无阻。1998年7月7日,李新往木樨地部长楼拜望徐滨(黎澍夫人),在座一群徐滨的老同事请李新讲党史,并进行交流。李新事后说,“我们许多老党员对党史仍是糊涂的,欺骗宣传的作用,可不能低估啊!”
    
        1998年10月2日,近代史所现代史研究室及写书组成员在万寿路李新家聚会,祝贺李新八秩之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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