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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年鉴学派


    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是学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又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古希腊的学园派、逍遥学派,还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为人类思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五四”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形成、发展、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和主导者,而且在国际史学界也蔚为壮观,风采灿然。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辩难、扬弃、融合和更替,汇成人类学术思想史奔腾不息的浩荡江河。环顾20世纪西方史学界,年鉴学派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元素,历经80年而蔚为大观,然而,水平深浅,成就高下,大浪淘沙,也清晰可见,并对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年鉴学派进行了成规模的译介、研究,成果颇丰。年鉴学派的一些后起之秀,与我国学者亦颇有往来互动。为全面了解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本报约请高毅、周兵、张正明、江湄和王献华等学者,共同探讨年鉴学派兴起和发展的历史逻辑,以期考镜源流,启发新知。 
    对话人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江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献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倡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之间的跨民族合作,是一场自外而内的史学变革。 
    周兵: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20世纪后西方史学超越19世纪形成的历史学学科化、制度化壁垒的一次突破,同时也试图改变一战之前强烈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事传统,倡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之间的跨民族合作,是一场自外而内的史学变革,因此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
    张正明:年鉴学派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发生两个重要事件: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时代的主题从政治转向了经济,人们的视线也转向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进一步失去其文明中心地位,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新的世界在废墟上崛起。战后的另一个变化体现为惊人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最显著的变化是经济超越了国界,突破了民族和文明的分野。20世纪空前复杂的历史现实表明,单纯传统的宏观史学及其理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和应对发展了的历史。新的形势使历史学家感到,应当用新的分析方法来把握目前的演变。
    在法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围绕《年鉴》杂志的几代历史学家开辟了不同以往的史学道路,虽然几代之间存在差异,但在方法上有许多比较明显的共同之处。史学界称之为“年鉴学派”。
    高毅:年鉴学派得以立足的社会历史背景,是20世纪世界政治民主化潮流和经济形势变迁。年鉴学派主要是作为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传统的对立物出现的,它要通过打通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界限来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打造“总体史”,把研究对象从狭隘的帝王将相、英雄人物扩大到芸芸众生,从单纯的政治史扩大到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新取向显然是和当时世界政治民主化的潮流相吻合的,是人民大众社会地位提高、政治影响力加强的反映。
    1900年前后,西方史学界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政治史的风气十分强劲,德国兰普莱西特的文化史、美国特纳的边疆史和鲁滨逊的“新史学”都是一些显著的标志,而年鉴学派就是顺应着这股史学革新的风气产生的。至于年鉴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对经济和社会史的特殊关注,则分别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50年代人口爆炸、60年代消费社会兴起等重大经济与社会现象有重要关联,这一史学流派一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一贯以现实的问题为研究导向,这正是其成功的重要缘由。由于不像年鉴学派这样“接地气”,20世纪初兴起的其他新史学流派基本上都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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