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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年鉴学派(4)


    《年鉴》杂志的长期刊行以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始终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学术平台和理论阵地。 
    张正明:从年鉴学派产生到第二代布罗代尔的鼎盛时期,我把它称为狭义的、经典年鉴学派时期。此时,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史学”为最高成就,在史学实践上,以大写的历史为主。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对其反思和超越在国内进入“新史学”时期。
    根据年鉴学派不同历史时期的断裂程度,广义的年鉴学派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段:前布罗代尔时代的经典年鉴学派时期,以及以“新史学”、各种“微观史学”为主流的后布罗代尔时期。
    微观史学对年鉴学派的传统进行质疑应属于反思批判性质。一些法国的“微观史学”家如勒华拉杜里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领袖。这种划分不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第一,经典年鉴学派时期和后布罗代尔时期断裂较大,历史的价值取向有较大转变。第二,这种划分与一般认同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划分相一致。
    江湄:1929年由费弗尔和布洛赫主编的《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出版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成立,但年鉴学派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主流趋势是在二战之后。其核心性特点是坚持和强化历史学以及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强调社会结构分析、数据史料、计量方法等。
    到了1970—1980年代,年鉴学派发生了所谓“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向。1979年,英国《过去与现在》杂志刊登了劳伦斯·斯通的一篇文章《叙述史学的复兴》,指责那些充满了数据、图表、概念、模式的历史论文根本无法卒读,重新强调历史中具体的个人性的经验。
    19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继续向“历史科学”的理论观念举起叛旗,强调历史学的文学性格和意识形态功能,叙事史复兴的趋势至今蔚为潮流,这促进了年鉴学派的进一步分化。而历史学也随之又一次站在了“科学”和“艺术”的交叉路口上。
    高毅:年鉴学派没有什么分支,只有三代或四代之说,第四代年鉴学派其实已经很模糊。哈佛历史系教授伊格内说,年鉴学派现在已经消失,而这只是因为年鉴学派太成功了,如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年鉴学派。
    英国史学理论家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中认为,到1980年代末,年鉴运动事实上已经结束,因为一方面,年鉴集团的成员们普遍回归政治史和事件史;另一方面,很多年鉴集团之外的史学家都受到了年鉴运动启发和影响,都在向类似的方向行进,以至于已很难说年鉴运动还是一个“学派”了,甚至连个“典范”都算不上。所以伯克说:“年鉴运动的逐渐消失,部分地是由于其成功的结果。”
    需要补充的是,我认为,年鉴集团的成员们并没有放弃对文化史的重视,所以他们这时的政治史和事件史的书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史”研究。
    周兵:年鉴学派有着清晰可循的代际传承谱系,这为追述其发展历程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年鉴》杂志的长期刊行以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始终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学术平台和理论阵地,这使得年鉴学派作为一面旗帜吸引了众多内部和外围的研究者加入其中,比如,开创世界体系论的沃勒斯坦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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