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移动版

首页 > 历史学 > 观点 >

指导我军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方针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年了。在纪念这一伟大胜利的时候,回顾我军在八年抗战中纵横驰骋于敌后游击战场,由小变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光辉历程,我们深深感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我军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针。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从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游击战争放到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基础上制定的。它的基本精神是:我军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同时实施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不断消耗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逐步把游击战发展为正规战;总的目的就是通过游击战争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方针体现了军事和政治、统一和独立、游击战和运动战的辩证统一,正确地解决了我军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战略指导问题,大大发展了人民游击战争的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大发展的生动体现。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战略方针所涉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非常广泛的,本文因篇幅所限,仅就方针的确立、依据、内容、意义等几个问题,谈点肤浅的看法。
    一、方针的提出是适时的
    军事战略方针是准备和进行战争的指导纲领,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是战争中一切行动的基本依据和最高准则。适时地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并以此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行动,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历史表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对我军战略方针的提出是适时的,并及时纠正了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从而使我们党“相当顺利地”实现了由十年内战时期的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战略方针,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已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积极研究的问题了。在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就预见到“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明确提出“游击战争应在全国发展起来”,使其在抗战中“担负起战略上的伟大作用”。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又适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国共两党军队的战略分工等问题。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给正在陕西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方司令部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接着,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电示我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时,又要他们在国防会议上就我军的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明确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和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军独立自主的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已基本形成。
    1937年8月22日、25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了《军事问题和外交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我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进行战略支援;保存和扩大我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规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并向平原发展。据此,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我军必须实行战略转变,即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主要指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在我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前夕召开的洛川会议,为我军规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非常适时的,它对我军即将在敌后战场进行的抗日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针对洛川会议由于时间仓促,对战略方针中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没有讨论得很透彻;军队领导干部认识不够一致的实际情况,当我军主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于1937年9月连续发出一系列电报指示,及时而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统一全军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在这些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要“从大处着想,对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9,21给彭德怀电报)“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党外)”“整个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9,25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其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兵力打仗为主。”(9,21给彭德怀电报)“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利条件的集中作战”(9,29给周恩来等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毛泽东还对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问题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反复的指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逐步为广大干部所接受。1937年9月下旬,第十八集团军军委分会发布了《关于红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我军各部“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敌陷入我群众和群众战争的围困中”,指出“只有这样才便利于主力打击敌人,以致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l1月太原失守后,我军各部根据毛泽东11月13日电报中关于“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实行了战略展开:115师除聂荣臻率少量部队留守五台山地区开辟晋冀根据地外,师主力一部转入晋东南,一部转入晋西; 120师和1 2 9师分别展开于晋西北与晋东南地区。这样,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在华北各地广泛开展起来了。
    正当华北前线我军统一认识,认真贯彻战略方针,积极开展独女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时候,1937年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王明从苏联回国,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全盘否定洛川会议以来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了—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他反对党的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主张“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一度迷惑了一些同志。但是,毛泽东等同志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向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坚决抵制,才使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
    在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要澄清党内外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要批倒王明那些打着“共产国际”招牌的错误主张,必须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回答抗日战争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课题,必须创造出结合我国抗战实际而又能起巨大指导作用的新理论。为此,毛泽东同志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于1938年5月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光辉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特点,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从抗战全局的角度阐明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提出了进行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从思想和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进—步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着重明确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号召全党“广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我军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已为全党所公认。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步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对我军战略方针的全面贯彻执行,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对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和坚持抗日战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综上所述,从洛川会议“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方针的提出,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正确战略方针被全党公认和完全确立的过程可以看出,方针的提出是适时的,对方针的宣传教育是适时的,对王明干扰方针的右倾错误斗争是适时的,对方针的理论阐述是适时的,对方针所作的正确结论也是适时的。这是方针得以贯彻,抗日游击战争得以发展的关键。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