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发现物所有权之谜(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8:11:14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 郑世贤 参加讨论
所有权归个人有法律依据 论及王道士在整件事情上所扮演的既重要又不光彩的角色，国人都会骂他“愚昧”、“无知”，是“卖国贼”。但如果将时间还原到一百年前，试想在清末那样一种政治体制、法制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一个西部偏僻县城的道士，该怎么做，又不该怎么做？在发现藏经洞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内，以何种方式处置这批发现物，是有一定的法律背景和文化氛围的。 王道士原名王圆箓，湖北麻城人，他50岁以前谋生和成长经历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只知道他是在肃州（酒泉）巡防军的士兵职位上退下来后，出家当了道士，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云游至敦煌莫高窟，便定居于此。 当时，喇嘛住在敦煌莫高窟上寺，他们念诵的是藏文佛经。王道士是汉族，粗通汉文，能诵道经。当地百姓以汉族为主，道教原是汉民自古以来的民间信仰，至于什么是道教，什么是佛教，他们也分辨不清楚，仅仅能从服装和打扮上，去辨别道士和喇嘛。王道士比讲藏文的喇嘛更容易与敦煌老百姓沟通，一时间“求他礼忏的甚多”，所以他就决定留在敦煌，并且发愿募款修建道观太清宫，也就是16窟和周边的下寺。但当时，以他的社会地位和募款能力以及敦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而言，修建太清宫又谈何容易？可巧的是，刚到莫高窟后不久，他就发现了藏经洞。 藏经洞所在的位置属下寺的辖区，正是王道士的势力范围，当时的王道士已是莫高窟下寺的住持和当家人。藏经洞是王道士和他的弟子及其雇员发现的，从当时《大清律例》的规定和当地约定俗成的习惯以及后来处置这些发现物的过程，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王道士是将其视为下寺的财产的。 首先有必要根据当时的法律来界定这批发现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发现物”就是现在法律条文中的“埋藏物”和“隐藏物”。据现有的史料来看，还找不到秦汉及以前有关埋藏物处理的法律条文。 唐朝律令将“埋藏物”称之为“宿藏物”。唐《杂令》规定：凡在自己及国有土地内发现的宿藏物均归发现人所有，但如果发现的是古器钟鼎之形制特别的宿藏物，就应送官府，“送官酬值”，由官府出价收购，凡在他人土地发现的宿藏物“合与地主中分”。唐朝律令的这些规定，被以后的宋元继承，而明朝的立法则与之有所不同，明朝强调先占的民事立法原则。《大明律·户律·钱债》“得遗失物”条规定：“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限三十日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埋藏物全部归发现人所有，无论所发现物地点如何，而“异常之物”又全部归官府所有，也没有报酬可言，清朝沿袭。（参见《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根据以上法律条文推断，16窟藏经洞发现的东西应该归属16窟的窟主或管理者所有。16窟的窟主是谁已无从考证，所以只有管理者同时也是发现人王圆箓，是当然的所有者和监管人。 另外，“唐代以降，文书中所见的财产权概念，同对财产的实际占有权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如果某人实际占有某一份财产，那他就被认为对该项财产拥有权利，且此项权利之存续是无限的，除非这种财产被另一个反诉所否定。在这么一种反诉提出之前，现实占有该项财产的人有权保护自己这份财产不受侵犯”。（《中国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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