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辨析：史学思潮的背后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38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newdu 参加讨论
学术主持：王 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 对谈嘉宾：于 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韩 炯（上海财经大学讲师） 科学而精准地评析各种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对于深化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实际上，当今的历史学研究正在面临严峻挑战，如碎片化、虚无化、背弃宏大叙事、解构唯物史观等。这些问题与一些史学思潮的冲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期我们邀请于沛、韩炯两位专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1 对国外史学思潮应择善而用 整体来看，近年来，不断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思潮激活了国内学界的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但其潜在的负面作用的确不可小觑。 王广：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大量进入，这为我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借鉴，但是否同时也带来一些其他影响？ 于沛：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被大量介绍到国内来。这些思潮或流派的内容，从本质上说，主要反映了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诉求，不可能事事都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要求。对待国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正确的态度应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择其善者为我所用。 以吴于廑先生为例。1985年，吴于廑教授在其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的《前言》中指出：“十五、十六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吴于廑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 吴于廑提出的世界史体系，在中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长远的影响。吴于廑关于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有别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此外，吴于廑这个理论的提出，与其对国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的研究也有直接的联系。如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中的有益内容，以及对西方史学中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论”的批判。自然，这一批判建立在摆事实、讲道理、对世界历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泛批判，因此有很强的说服力。 韩炯：西方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史学实践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思潮和流派，如年鉴学派、计量史学、比较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全球史等，近年来兴起的有公共史学、包含超长时段的“大历史”理论；另一类是以理论阐释为主、偏向历史哲学的研究，如通常所说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等。其中只有少数流派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可辨识的历史观，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后现代史观等。 西方史学思潮和流派传入中国的先后顺序与上述史学思潮和流派自身形成发展阶段大体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国学界有较大影响的理论，主要包括文化形态学派、年鉴学派、计量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等；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现代化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新文化史学、全球史（学）。近十年来为调和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西方史学界兴起了观念史学、经验史学、实践史学等史学流派。如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思想—观念史，以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为代表的文明轴心和多元现代性理论研究，以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为代表的记忆史学等。一些史学流派，如后现代史学、全球史等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不断结出一批成果。 于沛：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对待西方史学思潮是本末倒置的。他们或将追踪西方史学的发展，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全部；或以外国史家的好恶，作为中国史学评价的重要标准；或将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刻意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表现出来，不这样就寸步难行；或盲目崇拜、照抄照搬西方史学理论，扬言用“西方史学理论”改造中国史学，中国史学的出路在于“全盘西化”。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评价标准、学术评价导向长期存在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改正。在学术评价上是非不分、良莠不分，甚至颠倒黑白，这在客观上只会鼓励这些做法长期存在，甚至见怪不怪。 韩炯：正如于老师所言，每一种史学思潮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必然带有自身的理论特点和局限，对此我们应全面审视。例如，计量史学在追求历史判断描述清晰化、明确化的同时，也存在着“非历史性”的计量陷阱，尤其是在经济史学和统计学携本学科理论方法介入之后，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计算思维”影响逐渐扩大的大数据史学研究中，这种理论风险仍然不可低估。 再如，后现代主义史学以其标举的“语言学转向”或“叙事的转向”在唤醒史学工作者更多地书写语言和语境自觉意识、对文本更精细入微考察的同时，其意涵的意识形态、审美偏好僭越历史认知的倾向不断扩大，导致史学研究越来越偏离其“求真”“史鉴”的基本功能，相对主义史学认识观念趁机大行其道。 此外，如经济—社会史、新文化史学研究在贴近大众日常生活、再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某些侧面的同时，也呈现精细化、碎片化，全球史、文明史等叙事视角的变更也伴随相应的去中心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这些理论主张反映历史学家从变化了的时代特征出发要求更加贴近历史面貌进行解释的愿望，但这也对现实中的民族国家的民族记忆和历史记忆产生了冲击，甚至颠覆，造成一些政治影响。 整体来看，近年来，不断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思潮激活了国内学界的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但其潜在的负面作用的确不可小觑。例如，难以舍弃和超越的西方中心论情结、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张力、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认识倾向、抛弃单线史观和一元决定论的同时却陷入多元折中的误区，以及历史时间和空间概念理解趋向深入的同时陷入无人历史之境，告别宏大叙事的同时又呈现出碎片化，祛除唯物史观教条理解的同时却又“泼掉”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保持史学对意识形态警醒的同时近似于否定了史学研究突破权力遮蔽达致“历史之真”的可能性等。这些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国内学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