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辨析：史学思潮的背后(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4:11:39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newdu 参加讨论
3 仰承后现代思潮鼻息难以致远 “后现代思潮”鼓吹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宣称一切都没有确定性。 王广：一个时期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牵涉多个学科领域。其中，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对我们的史学研究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韩炯：后现代主义史学作为一种思潮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90年代，在90年代传入中国后的二十年中影响较大。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最大影响在于，它否定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这种否定是通过两种路径来实现的：第一，对作为整体的“历史事实”无限细分加以解构；第二，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历史著述无孔不入地渗透。前一种路径主要与海登·怀特联系在一起，后者更多地与米歇尔·福柯关联。 怀特与本雅明、德里达和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相似之处在于，都反对以“过去”为题材编织的完整的、融贯的叙事，认为那是带有故事讲述人自身情感、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构想”。单就怀特而论，他是从对一般用语中“历史事实”概念所谓误用的辨析开始来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事实”包含有“历史事件”和“关于历史事件的判断”的双重含义。实际当中对“历史事实”的误用，是因为未能认识到历史事件一旦置于语言的描述之下，就不再是纯粹的过去事件的模样，而是变成带有解释色彩的“历史事实”话语。怀特并不否定单个“历史事件”的存在，只是认为单个的历史事件毫无意义，只有多个相连的“历史事件”才具有解释意义。而一般所谓的“历史事实”就是由可以再分的无数个历史事件组成的。在连接这些如同散点的多个历史事件成为“历史事实”构图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历史编撰的可读性，即要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达到为读者所理解的程度，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虚构。正如同构建模型过程中为了确保模型的逼真完整，少不了构建者本身的补充和联结一样。即使是在纯粹的编年史中，也不例外。 与把整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无限细分并行的是，怀特夸大历史学家的“虚构”在历史书写和历史认识中的比例和作用。基于上述逻辑预设，主张历史即叙事的西方学者才敢于解构作为总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如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进而在历史认识论上否定历史客观性，在价值论上倡导多元价值标准，否定历史进步性、历史真理，虚无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怀特的目标似乎是打碎一切关于由“过去”构想所组成的“历史研究铁笼”的束缚，从而彻底地将人类从过去的包袱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不要整体性和融贯性，不以“客观真实”为历史研究的评价标准，不以历史话语符合历史实际面貌的“现实主义”书写历史的方式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原则。结果，怀特锯掉了他和他的理论栖身的树杈——语言工具本身。他引爆了“历史书写语言”这个充满歧义的爆炸物，他自己的语言表达、理论航船乃至信仰目标最终也不知驶向何方。对此，庞卓恒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称怀特是“价值花果山上的齐天大圣”，他的“纯粹人文主义”的抱负最终砸烂了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于沛：这个话题让我想起2006年6月27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来研究所作的题为“后现代思潮与历史学”的演讲。他说，后现代思潮从产生之日起，批评它的声音就没有间断过。艾恺教授希望中国学者能够认清后现代思潮的种种弊病，免受其害，而且还要像中国的“钟馗打鬼”一样，在批判后现代思潮这个“鬼”时作出自己的贡献。 艾恺在演讲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与18世纪以来欧洲的反启蒙运动一脉相承，其实质在于否定传统，否定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主观武断，否认客观存在，用“解构”和“颠覆”的方法，把猜测性的理论冒充为有根据的科学。艾恺还认为，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或理论进行历史研究，使这种研究没有实在的历史内容，而且对一些陈旧、往往是不言自明的观点，用十分抽象、艰深与晦涩的概念进行表述，让人永远无法理解其实质，对历史研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可言。 艾恺的上述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后现代史学”的批判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后现代思潮”鼓吹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宣称一切都没有确定性，是对19世纪后期出现的反理性主义哲学潮流的继承，是一种破坏性的思潮。它极力鼓吹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有多少人、有多少种理论阐释，就会有多少种历史。追求真理不过是“一大幻想”。历史虚无主义仰承后现代思潮的鼻息，“重写”历史实际上是在扭曲、篡改历史。 毋庸讳言，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后现代史学也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如它反对以单一的叙事模式来描述世界历史，主张对文本的理解和叙述的多元化，这使得批判“西方中心论”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