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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辨析:史学思潮的背后(2)


    
    2 不负责任的“重写”不是学术创新
    任何史家编纂的历史,都是渗透有史家自身立场、观念和感情的历史。
    王广:当前学界有一种现象,就是宣称借助新发现的“材料”、“日记”、“档案”等来“重构历史”、“重写历史”。这种现象的背后,在学术理念与方法论层面,应当说与一些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关系。
    韩炯:史学研究的推进和深入的确有不断“重写”的需要,发现新问题、利用新材料来重写、重构历史,在史学研究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否则就无法理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但关键在于,借助的新材料本身是否足够可靠,“重构历史”的理论方法本身是否足够科学。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于对以“人的消失”为特征的科学主义史学本体论观念的反弹,西方史学中兴起了以叙事为特征的新文化史或微观史学。其代表人物如卡罗·金兹伯格、娜塔莉·戴维斯等。边缘人群、儿童与婚姻、节日庆典与狂欢、食物与气味、阅读与书籍、谣言等研究对象进入历史研究视野。再者,一些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物品,如照片、民间文化标志、列车时刻表等,被视为可解读的新史料,史学学科的多样化和研究对象的琐碎化提升了社会和民众对过去的兴趣,也激发了普通人参与研究或者产生亲自研究这类历史的愿望。较之于以问题提出和结构再现、分析为主的以往历史研究,这类研究准入难度明显降低。加上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推广带来的获取传统历史资料的便捷性,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历史书写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非专业研究与职业历史学家研究竞争的“公共史学”盛行的热闹局面。
    出于历史审美、历史娱乐或者消费历史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带来历史知识普及的同时也造成历史严谨性的降低和科学性的折扣。少数职业历史学家受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驱使走出象牙塔投入到“重写”、“重评”、“重构”队伍中,他们津津乐道于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的新奇内容和娱乐功效,而放弃了历史研究的“求真”目的与“镜鉴”功能。它带来的不是历史理性的弘扬,相反,却是虚无主义流毒的传播和祸害。尽管这些研究与专业历史学家的研究之间存在距离,但由于其影响面大和传播迅速,其不客观的甚至荒谬的历史结论短期内会导致公众的误传误信,危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乃至政治社会的稳定性。
    王广:请于老师举例说明一下。
    于沛:中外史学史都表明,借助新发现的“材料”、“日记”、“档案”等 “重写历史”改变以前的结论,是很正常的学术行为。
    至于有些人借助新发现的“材料”、“日记”、“档案”等“重构历史”、“重写历史”,试图推翻很多以前的结论,来表达 “学术研究”旗号下的政治诉求,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要做具体的分析。例如,1937年日本挑起“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东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华民族展开了全国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西方和世界都颇有影响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却这样写道:“1937年7月7日,日本和中国的军队在华北的卢沟桥附近发生了战斗。地方谈判宣告失败,这个事件与1931年9月在沈阳发生的事件不同,看来不是任何一方策划的,但它逐渐升级,直到两国深深陷入全面战争。这场战争直到日本在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下于1945年8月投降才告结束”。短短几行话,却颠倒黑白,谎言连篇:“七七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果真有什么不同吗?“七七事变”难道不是日本精心策划的侵华战争吗?“两国深深陷入全面战争”,难道没有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原则区分吗?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做出重大的民族牺牲,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怎么变成了因“美国原子弹的轰炸”,才使日本投降呢?显然,任何史家编纂的历史,都是渗透有史家自身立场、观念和感情的历史,不存在所谓“客观主义”。
    韩炯:值得注意的是,本来以倡导从时代主题和现实兴趣出发开展历史研究这一正确研究取向的克罗齐史学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今天被有意无意省略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结果反而变成了不负责任地重写重构历史,轻易修改历史定论,宣传其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历史主张的辩语和托辞。但凡只看支流不看主流、以片面否定整体、以断裂性否定历史连续性、把不同历史事件间的一般相关关系误作为本质相关关系,甚至凭借“孤证”来为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翻案,或者以微不足道的细节考证对民族英雄人物、领袖人物污名化处理来“暴得骤名”的各类“重写”、“重评”,大抵都可以归入“用全部历史的细节来伪造历史”之列。相反,任何严肃意义上的重写、重构历史,无不是以丰富的史料和科学的研究章法、程序为支撑,同时建立在史学同行可接受的社会历史观共识之上。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