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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唐宋思想转型与儒学复兴的先驱


    柳宗元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成就,而且对唐宋思想的转型尤其是中晚唐儒学的复兴有重要贡献。
    面对儒释道三教并存,尤其是佛教的异军突起,中晚唐儒学内部就如何应对佛教的挑战存在着分歧:一派以韩愈为代表,主张标旗立帜兴“道统”,力倡反佛辟佛;另一派以柳宗元为代表,主张以儒道为评价准绳审视佛教,寻找孝道等契合点,同时以儒道为圭臬批评时禅体用分离,指摘佛教经学的僵化泥囿。事实上,韩愈辟佛反佛只流于形式,在实质上,韩柳走的都是统合儒释道、兼容并包的开放思路。故在如何对待佛教的问题上,韩柳可谓“殊途同归”,甚至可以说是“同途同归”。
    针对进士仅以浮文媚世,明经仅以记诵见长,导致儒道不举的现实,柳宗元以双重角色,推动了古文运动和解经范式的变革。
    首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解除了儒道发明文体方面的禁锢,为宋明理学文风开路。其一,古文运动一扫六朝以来的文体,力主复兴先秦两汉质朴的散文文体,使儒学获得新的形式和生命。其二,柳氏主张“文者以明道”,重新厘定文学和儒学之道的关系,明确界定儒家的主旨为“辅时及物”,突出儒学的作用和意义,影响了学风的改变。“文者以明道”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宋儒“文以载道”思想的成型。其三,柳氏明确“为文之道”,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讽刺骈文徒有虚表。
    其三,柳宗元承继啖助、赵匡、陆质及新《春秋》学派的思想,倡导解经范式的变革。他批判“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的经学传统,指出,无论魏晋的玄学遗风、六朝以降名物训诂之礼学,皆是借章句学的外衣,比附于儒家经典而以注以疏的形式存传于世,导致儒术于道不明于天下。就章句和义理的关系而言,柳氏力求两者兼备,但又暗示“探奥义”高于“穷章句”,主张以明“大中之道”为经学的宗旨。就如何“明道”而言,他主张借助疑古辨伪、舍传求经之方,从经史合一的《春秋》中探求“圣人之微旨”“王道之根源”,以此重构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彰儒学经世致用之功用。这一经学主张本身包含“解构”和“建构”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对章句学的批评;后者表现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由我心”以“明圣意”,立己说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正是这种对旧有观念、思维方式的解构和对个体思想的重建,才使得儒学由汉学转向宋学。
    柳宗元的思想涵括佛、老、庄、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在他看来,儒释相通、儒道相融、儒子相蓄。
    柳宗元把道家和道教相区别。对于道家学说,他认为老子为孔子异流,并非相抗,它们都具有辅佐政治教化的社会作用,其“民利而民自利”等观点正是受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此外,他肯定道家淡薄功名利禄、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批评道教和道教徒中那些违背儒道的言行,如长生久寿的观念与辟谷服气、丹药方术的行为。柳氏对道教的辩证批判,有利于宋明理学中政治伦理和理想人格理论的发挥。
    经“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后,先秦诸子学说已罕有人问津。柳宗元却遍求诸子百家之学,将其纳入以儒家经学思想为中心的古代文化体系中。对于百家之言,即使是不符合儒家经传条文的,只要“利于事”,他也主张汲取。柳宗元还借鉴诸子学究天人的学术思维方式和严密逻辑、犀利言辞的论辩方法,把子学的人性精神落实到儒家的道德实践中。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