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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互渗:唐代墓志文体研究的新视角


    唐代既是墓志创作的鼎盛期,同时也是墓志文体的重要变革期。这一时期,墓志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程式化的叙写模式,即由对亡者生平事迹的叙述,品德操行、外貌才能的颂扬,简单粗略地表达撰者与家属对亡者的悼念之情,转变为撰者个人化、情感化的个性书写,强烈地表露出撰者的主观情感,从而彰显出较强的文学色彩。这一变革固然带有墓志文体自身发展演变的因素,但亦是唐代墓志文体不断破除既有文体壁垒,借鉴与吸纳其他文体表现手法的结果。这一变革拓展了墓志文体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促进了唐代墓志原有文体格局的变化与发展。
    唐代墓志文体与其他文体之间形成的交融与互动,是以唐代文体齐备的文学现实与唐代文人独具的创新精神为基础的。唐代文学全面繁荣,多种文体发展至鼎盛,诗歌、散文、传奇等重要文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这无疑为唐代墓志文体吸收其他文体之长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墓志文体发展至初唐,逐渐固定为单一、程式化的叙述范式,内容多铺叙阀阅流变,缕述生平经历,歌功颂德,浮泛而空洞,实用性与叙事性有余而抒情性不足。体式既定,习者日多,固守不变,往往难出新意,因而招致追求个性的张扬、崇尚革新的唐代文人的强烈批判,激发出他们变革墓志文体的创新意识。而唐代文人往往多体兼擅,这亦是唐代墓志文体得以从其他文体获得借鉴,吸收营养,并顺利完成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与客观条件。
    唐代墓志文体突破文体界限,扩张自身的文体表现力,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哀祭文悼亡述哀方式的借鉴。墓志虽也称颂逝者,抒发哀悼之情,但侧重叙述逝者的生平事迹;而哀祭文虽也追记逝者的生平,但偏重于述哀,“祭文者,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抒情色彩更为浓厚。由于唐代墓志文体多方借鉴了哀祭文悼亡述哀的抒情方式,使这一时期的墓志由传统的以叙述墓主的生平事功为主,逐渐转变为叙述与抒情并重,极大地增强了墓志这一实用文体的抒情性和情感张力。唐代墓志文体对哀祭文抒情方式的借鉴,突出体现在追忆手法的植入。祭文是对先贤耆旧、亲朋故交的伤悼祭奠之文,不可避免地会追忆逝者的音容笑貌,及与逝者往日相处的点滴,甚至生死相依的深情厚谊。唐代墓志在发展过程中,也借鉴了唐代祭文的追忆手法,更能展现撰者难以言表的深沉的悲痛与哀悼。李德裕在《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并序》中追忆了自己贬谪南迁,病笃沉痼的妻子刘氏舍命相随的往事,以贬所环境的艰苦反衬妻子的深情挚爱,强烈抒发了自己内心浓重的悲痛与哀悼之情。还有一个突出体现是议论手法的运用。哀祭文擅长运用议论手法宣泄沉痛的悼亡情感,以激起读者的共鸣,增强艺术感染力;唐代墓志经常借用此种议论之法,叙述、议论、抒情相结合,深化了作品的情感内蕴。无怪乎储欣盛赞韩愈《李元宾墓志铭》“铭词与《祭十二郎》相埒,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虽然储欣此言仅是说明二文因采用同一修辞手法,而达到了近乎一致的艺术感染力,但是这亦可作为唐代墓志借鉴哀祭文的又一有力证据。
    对史传人物形象塑造、唐传奇事实性虚构之法的借鉴。唐代墓志作家在墓志撰写过程中,有意纠正六朝以来墓志创作千人一面,缺乏人物个性的弊端,往往借鉴史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唐传奇事实性虚构之法,依据墓主性之所禀、才之所尚精心选材,精练叙述,以凸显墓主的个性特征。墓志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固然需要叙写传主的生平事迹,但传记并非单纯的史实记录,它还需要表现传主的个性特征,彰显传主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说,除史实的真实之外,传记还可以带有某种程度的虚构的真实,亦即叙述的真实。在唐代墓志中,此种虚构的真实并非不顾事实,而是运用史传的塑造人物手法,借鉴唐传奇的谋篇布局艺术,拓展墓主的私人生活情境,增强作品的戏剧效果。杜牧的《唐故进士龚轺墓志》与《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前者二鬼诱使龚轺坠马而亡的叙写,后者李戡降生前李母所作奇异胎梦的描述,一变墓志的传统写法,奇幻而多姿,极具戏剧效果,堪称借鉴史传人物形象塑造与唐传奇事实性虚构之法的范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