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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互渗:唐代墓志文体研究的新视角(2)


    对诗歌艺术体式的吸纳。墓志作为一种应用于丧葬活动的实用文体,较早形成了固定的行文格式:不仅有记载墓主家世及生平经历的序文,而且也有颂扬墓主功业德行的铭文。墓志的铭文部分一般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对序文内容进行综括,以抒发伤悼之情。但墓志发展至唐代,富于创新精神的墓志作家们丰富了铭文部分的变化,四言之外,三言、五言、七言、杂言、骚体均有,甚至还出现了如《王氏殇女墓志》《赵秀才群墓志》等通篇为七言韵语写就的墓志,这无疑是对诗歌艺术体式的吸纳。而凭借诗歌抒情之优势,则更能恰当有力地宣泄出撰者悲恸哀悼的情绪。
    唐代墓志文体在借鉴吸纳的同时,对其他文体亦有所渗透,尤以史传最为显著。以墓志创作大家韩愈为例,其所作墓志约有三分之一被《旧唐书》《新唐书》所采用,成为“正史”的传记材料。而《旧唐书》的《杜牧传》则完全沿用了杜牧《自撰墓志铭》的内容,不仅客观地记录其家世生平,而且以一种近似谐谑的笔调叙写一些“无稽之谈”,记录其面对死亡的心语与简练的对话,以艺术的手法真实揭示出杜牧的内心世界,令史传中的杜牧形象丰满而鲜活。除史传文体外,祭文对唐代墓志亦有所借鉴。韩愈《祭故陕府李司马文》一变祭文宣泄撰者内心悲恸的传统写法,辅以事例,简单叙述李郱的生平经历,与他为李郱撰写的《唐故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相得益彰。
    可见,唐代墓志文体在与其他文体的互渗互动中,时出新貌,淡化了文体的实用性,增强了文学抒情性,丰富拓展了表现手法,提升了文体的艺术价值。不过,在考察这种互渗互动过程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由文体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唐代墓志文体与其他文体之间的互渗互动,仅是墓志文体自身发展的一种调剂手段,并不影响墓志文体赖以成立的体制风格和文体的独立性。其二,文体间的互渗也易受文体本身尊卑与文体职能限制,因而文体间的互渗并非完全是双向互动的。尽管如此,选取文体互渗为视角揭示唐代墓志文体演进的过程,不仅能为理解墓志文体的发展演变提供有力证据,也可为考察多种文体的互动演进乃至唐代文化变迁提供动态的研究资料。
     
    (作者:李秀敏,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墓志文体演变研究”[15BZW06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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