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失踪”与再发现(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5:10:54 文汇报 周武 参加讨论
张元济的独特贡献和地位已获得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总体而言，近三十多年来，张元济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有关张元济的生平及其事业，以及他在现代出版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地位已获得越来越清晰的认识，相关论著层出不穷。如前所述，单是他的传记、论集和回忆录就已出版了20余种，至于散见于报刊的各类文章，据《张元济全集》附录九《张元济研究论文、史料评介、回忆文章举例》载，截至2009年即有750篇，若加上此后数年发表的各类相关文章，总数在千篇以上。但由于受资料和视野所限，有关他的研究仍存在不少被忽略或未及深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已有的研究中也有一些论断或细节需要重新检视。譬如，张元济自1909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成立之日起，即一直担任董事，1926年辞监理职后，更被推举为董事会主席（后改称董事长），直到1954年商务印书馆实行全面公私合营、原董事会解散为止，是商务馆内唯一一个自始至终参与董事会者，可以说是商务董事会中的灵魂人物。期间无论担任董事，还是董事会主席，张元济始终把公司长远利益摆在首要位置，于公司“基础之巩固”和“营业之发展”多所擘画，曾在历次董事会会议及股东会上为公司提出过许多重要议案，包括：分派花红须改办法议，保护做工孕妇议案，增股议案，推广保险议案，拟裁减分馆意见书，关于购买政府公债议案，关于设立公用图书馆的议案，股息公积意见书，辞监理案，关于创办同人消费合作社的议案，关于选任王云五为总经理的议案，关于酬劳善后期内办事人员议案，提议总管理处迁移长沙案，关于预垫股东利息案，关于升值增资方案，修改公司章程提案，关于拟行节约方案，关于修订总管理处暂行章程案，关于将公司所藏《永乐大典》捐献政府之提案，本馆设立节约委员会励行节约案，关于解除常务董事案，等等。这些议案看似繁杂琐碎，实则多极缜密、周延，不但攸关商务的制度文化建设与长远发展，亦最可见他个性之所在，关怀之所在，识见之所在，以及由这种关怀、个性、识见聚合而成的人格魅力之所在。遗憾的是，张元济在商务董事会中所扮演的灵魂角色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迄今为止从未有人做过细致、深入的探究。 再如，张元济素持兼容并包主义，交游至广，由此形成的庞大的私谊网络和交往世界，曾为商务的异军突起及后续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商务跨界、跨区域甚至跨国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即依托张元济个人的私谊网络和交往世界而构建，并不断延伸与拓展。但是，有关张元济的私谊网络和交往世界，除了他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朱希祖、傅增湘、傅斯年等人的关系受到较多关注外，其他，特别是他与外国友人的交往甚少被论及。实际上，他的交谊网络并不限于国内，外国友人亦复不少。他的日本友人甚多，其中与长泽规矩也、诸桥辙次、内藤湖南等汉学家的交往尤为密切，情谊亦最深厚，堪称挚友，1928年张元济赴日访书即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日本友人之外，他与欧美汉学家、出版商等也有不少往来，如与法国伯希和、英国骆任廷等均有相知之雅。他曾为骆任廷编选的《英译中国诗歌选》撰序，其中说：“英译吾国诗歌向以英国翟理斯(Herbert A.Giles)与韦勒(Arthur Waley)二君为最多而精。前者用韵，后者直译，文从字顺，各有所长。其有功于吾国韵文之西传者甚大。唯二君所著分刊于所译四书之中，读者每以篇帙分散，难窥全豹为憾。骆君交二君久，得其同意，选其足以代表各时世及各宗派者，汇而刊之。并以汉文对照，俾学者开卷之际，获中英原文互读之乐。其为功洵足与二君后先辉映矣。”他还应骆任廷之请，代他撰《齐尔士先生八十五岁寿言》，以为“引年之颂”，齐尔士即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可见二者交谊之匪浅。另外，他跟美国教科书出版商金恩公司（Ginn&Co.）总经理George Plimpton的交往则更有意思。商务曾因翻印金恩公司的教科书而被金恩公司告上法庭，二者互为对手，但最后张元济不但成功地让两家公司“化敌为友”，商务成为金恩公司教科书在中国的代理商，他本人也因此与George Plimpton结下了友谊，并泽及他们的下一代。张树年先生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的父亲张元济》特别提到George Plimpton，其中说：“美国在波士顿有一家颇有名望的出版公司金恩公司(Ginn&Co.)，专出中小学教科书，业主名普林姆敦( GeorgePlimpton)。商务印书馆经销该公司的书籍。我在约中读书时，所用的英文、数学课本均为这家公司的出版物。普林姆敦先生曾两次来中国，并参观了商务总厂和发行所。1932年暑假，我和葛中超去波士顿，并函告普老先生。他来电话邀我们去他乡间别墅度假四天。别墅有土地600公顷，大片森林。住宅前有游泳池，晚上时常宴请亲友。他和我大谈其20多年前到中国游览，参观商务印书馆，与父亲的友谊等事。他说他的公司规模和出版物种类，绝不能与商务相比。可是商务在几天之中竟被日本侵略军毁灭，言下不胜愤慨。他的一位亲戚还大发议论，说一个腐败的政府，无力抵抗敌人，不能保护国人，使人民受苦。” 张元济是近代知识人中罕有的枢纽型人物，我举上面两个例子，不过是想说明，张元济研究在过去三十多年来虽已取得许多出色的成果，但可以深入和拓展的空间仍然很大。今年是他150周年诞辰，谨撰此文以为纪念。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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