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 儒董强:构建中国民族学的话语体系(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18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杨昌 儒董强 参加讨论
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其中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下形成向心力。其中，华夏民族由于占据了这个地理单元的核心位置，大河流域滋养了华夏文化并影响着周边其他民族，因此自然成为核心。先秦时期起源的天下观就是华夏民族对自然疆域的看法，这一看法被历代入主中原以正统自居的王朝普遍接受。按照天下观的思想，这一自然疆域内的所有土地都是天子的领地，所有人民都是天子的臣民。《尚书·皋陶谟》说大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曰：“卑而贵重者，甸服也。”《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荀子》卷十二说：“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国语·周语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 可见，所谓的五服，实质是指以王城所在地为中心、从内到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圈：内圈是甸服，地方千里，是王畿之地；中圈在内圈之外，包括侯服和绥服，在甸服以外四面各一千里，是大小诸侯所在地，仍属于“中国”的范围，其使命是推广中原文化，保卫中央和诸侯国的安全；外圈在最外边，包括要服和荒服，在绥服以外四面各一千里，这里是“蛮”“夷”“戎”“狄”外族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国流放罪人之处。这种内、中、外三大圈的分布格局，折射出中原地区与四夷之间分布态势。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发展史上，当边疆政权弱于中原王朝时，则以羁縻、藩属等名义与中原王朝形成间接归属或名义上的归属；而当这些政权比较强大时，则往往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两者的军事控制线就有了边界的意义。但是，这仍是发生在中华自然疆域内的事情，在理论上和法理上都与近代国家之间的边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天下观和民族观念贯穿中国历史，成就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态势，奠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应该说，从人类性的角度看，这种观念可圈可点，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所以，中国民族学应当从先贤哲人的睿智中汲取养分，开创中国民族学的未来。 从民族学学说史角度看，在世界文明古国的文献记载中，就有关于民族学方面的零星知识。这是因为随着民族之间交往与联系的加强、经济生活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视野的不断扩大，人们开始注意到与“我”不一样的人群，于是，在一些历史著作、地理著作、旅行札记中，记述了所遇见的不同民族的体质特征、居住地域、历史活动、文化习俗及民族之间关系。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19世纪中叶伴随殖民主义步伐在欧美各国产生和兴起。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国外引进的。最早介绍这门学科和创办研究机构的，则是蔡元培先生，学界一般认为蔡先生是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开创者。所以，国外民族学各流派均在中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产生了一批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发展起来的，学界一般认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是蔡和森先生，他是最早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思想作为课程在上海大学开设，并形成了《社会进化史》一书。李维汉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开创者，他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第一任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中国民族学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