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流逝得太快，父亲已经走了五年了。这五年里，常有人约我写点回忆父亲的文字，但都被我婉拒了，一来是因为怕回忆起来徒增伤感，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一旦回忆起父亲的性情与处事，将不可避免地触碰一些过于敏感的人与事，便作罢了。前不久，《广东艺术》的编辑又向我约稿，且望我写出父亲的另一面，不同于此前他的学生和同事写的纪念文字。考虑再三，便答应了。
父亲是读书人，不过官瘾也还是有那么些许的。记得是198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时任南京大学文科副校长余绍裔教授来我家，对我父亲说：“学校请你出山。”余绍裔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专家，于是父亲立马用俄文回答道：“绝无可能，我老婆会跟我离婚的。”但是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的回答含着明显的作秀语气，余校长回了一句“她敢！”便抬腿走人了。于是，父亲便走马上任当上了中文系主任，仅仅过了两年，便又接替余绍裔教授，当上了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可谓“官运亨通”。不过，毕竟是经过历史的浸染后尚能保存着些许反省能力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良知没有丢掉，在关于全国文科大整顿的讨论中，说了许多让当时的教育部感到不爽的话，自然就丢掉了官帽，回到中文系继续当教授，倒也乐得清闲，潜心写出了他自己最满意的学术著作《田汉传》。
父亲常说，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完全是命运的安排。20岁考入了北京俄语学院，一年后转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在南大中文系又泡了整整五年，后幸运地做了陈中凡先生的研究生，研读中国古典戏曲。“文革”当中和叶子铭一起领了批判田汉的任务，关在省委大院里好吃好喝，除了写了一大堆歌颂样板戏的时效文章外，批判田汉的任务竟未完成，但读书卡片倒是积攒了一摞子。“文革”结束后，大约因为专事吹捧样板戏，故留在了当代文学教研室。后因时任系主任陈白尘先生要抽调人手组建戏剧教研室，便又成了陈白尘的手下，专事中国现代戏剧研究。这么一算，倒也是古今中外各个领域粗略地逛了一圈，眼界算是打开了，成了那一代读书人中的幸运儿。不过，父亲也时常坦言，他是时代造成的一锅夹生饭：大学五年学的是苏联引进的那套文学理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经常被运动打断，研究生毕业论文竟然是《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意义》，直至不惑之年后方才能够全身心地读书思考，可是毕竟有太多的课要补，实在是力不从心，虽心里意识到缺陷，却已无法将错过的那些必读之书一一补上。他不止一次地说，要是能年轻十岁，一定再读两个博士学位，那样才能真正地做学问。
父亲在学术上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他有强烈的突破禁区的欲望，故从来都是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一切新的思潮、新的观念。记得1985年所谓探索电影《海滩》上演时，颇受质疑，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力挺这部电影；新时期之初，小说《杜鹃啼归》被指责亵渎传统道德时，他也写文力赞这部小说；还曾撰文批评过长篇小说《李自成》的缺陷，让姚雪垠气愤不已。因为一些出格的文章，曾被省里封杀了一阵子。为此，在学术界留下了一个“思想解放”之名。不过，父亲的学术研究，终究未能跳脱“别车杜”和苏联文艺学的框框，对西方文学理论的隔膜终究使他不能乘“思想解放”之勇而实现学术研究的真正突破，而往往是勇气可嘉，然功力不足，面对新的文艺现象，虽努力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以观照，但终究因话语的陈旧而无法做出深度阐释，未能在学术研究中实现观念的突破。回顾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作为研究戏剧的人，在写完中国现代和当代戏剧史后，应该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足够分量的《戏剧理论》，但此一愿望竟未能实现。他坦言，不是不想写，是实在写不出来，理论功力远远不够，直至40岁后方才竭力恶补未曾读过的西方名著，这样哪里能够积淀起足够的理论功力呢？这恐怕也是父亲那辈读书人中普遍的遗憾。记得在父亲快要退休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家，看到他坐在书桌前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读得津津有味。我上前一望，原来是伽达默尔的《真理的方法》。那一刻，我能体会到父亲心里那份焦虑。这是父亲难能可贵之处。
父亲深知自己学术上的尴尬，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确是他的一个长处，使他对年轻时代做过的荒唐事始终保持着反省，因而对时代的变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过，这也使他常常因时事之不济而徒增烦恼。记得35年前的春夏之交，他也同当时念大学二年级的我一道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也正是那个时候，父亲第一次主动递给我一支云烟，在吞云吐雾中开始了父子间的谈话。父子如兄弟，那一刻，我算是体会到了。我与父亲之间没有所谓的代沟，我能够理解他的苦恼和忧虑，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经历过当代中国不寻常的历史波折之后形成的一种内在的责任感。这份责任感当然是可贵的。然而，父亲又同绝大多数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常常又是天真幼稚的，这是无法跳出的固有观念使然。他时常感叹自己缺乏对历史的洞察力。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在他读研的时候，曾与中文系青年教师黄景欣一起赴苏北农村搞社教，那些日子里，经常与黄景欣彻夜长谈。黄景欣的才华和思想的敏锐让他钦佩不已，对现实的认知又让他目瞪口呆，心惊肉跳。后来他感叹说，作为同龄人，黄是珠穆朗玛峰，而我是珠穆朗玛峰下的一棵草。我想，这绝对是父亲的心里话。1965年，年仅30岁的黄景欣因绝望而自尽了。这才有了父亲后来的感叹“南京大学一流学者都死了，苟活下来的都是二流学者”。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父亲不是一个情趣盎然之人，但其骨子里是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应当是他所生长的时代造就的。父亲早年学的俄语，向往苏联，跟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喜爱苏联文艺，崇拜苏联的情结极为强烈。在我的记忆里，每每听到苏联歌曲，看到苏联电影，那种打心底里来的认同感是极为明显的。可是，父亲又毕竟是一个理性之人，在了解了苏联的历史之后，特别是面对这个帝国突然间轰然倒塌之际，又会自觉地加以反思，尤其是对苏联历史上的种种悲剧，常常会自觉地去思考，于是，在情感与理智之间，常常让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嘴上猛烈地抨击苏联的历史谬误，感情上又难以割舍那段充满乌托邦色彩的历史。正是带着这种复杂的矛盾心态，1998年，在全国莫名其妙地又掀起一股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潮之际，写了一篇随笔《“保尔热”下的冷思考》，把梁晓声编剧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着实调侃了一番，算是反省了自己内心的“苏联情结”。父亲在他的《跬步斋》里收进了一篇随笔《我的“仇父情结”》，虽然回忆的是童年时代他的父亲给他留下的冷酷专横的印象，但其实是想借这个话题表达对专制集权的批判。这是父亲后半生最主要的心结，是他后半辈子教书读书写书最主要的精神动力。于是，在父亲的心里，反对专制集权、弘扬启蒙话语、探寻中国戏剧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了一条互相呼应的逻辑线，三个任务相互照应，形成一个闭环的系统。于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知，也就顺理成章地停留在了呼唤启蒙，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话语模式，很难就五四运动复杂多面的特质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审视，也就难免会遇上尴尬的情境。记得2009年在北大中文系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父亲的发言被来自美国的年轻一代学者张旭东反驳，且难以从学理上予以回应，这正应验了父亲自己所承认的学术上的“夹生饭”：知识结构、观念体系和话语模式的差异导致了对问题的思考几乎不在一个层面上，故难以形成对话。这恐怕也是父亲那一代学者普遍的尴尬。在批判极左思潮，反思历史与审视现实的过程中，这种尴尬体现在观念的自我矛盾性：一方面，基于对历史的反省而痛恨极左思潮，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但另一方面，极左思潮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又是那样深，以至于会不自觉地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理念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甚至会出现“以左反左”的简单粗暴的情绪化倾向。这一点，父亲自己也时常意识到了，但却无法克服。这正是他的尴尬之处。知识分子所常有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他经常执笔批判当下的诸多丑陋现象。于是，《失魂的大学》等等这类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批判政治功利主义的杂文随笔常会见诸报端。不过，这种批判的激情当中多半是鲜明的政治理念，立场观念非常强烈，以至于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记得有一年的三八节之夜，父亲主动打电话给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女教授致以节日的问候。父亲的问候极为真诚，都是发自肺腑之言。因为父亲确实很敬重这位女教授。她翻译过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文集，同时也是一位信奉女性主义的学者。无疑，父亲因自身的价值观念而敬重她。可是，没过多久，在南京举办的女性主义电影国际研讨会上，父亲关于女性主义的无厘头的搞笑致辞却又惹恼了所有在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学者，使她们愤怒不已，这场面让那位北京电影学院的女教授着实尴尬不已。的确，父亲无法进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语境，完全是在两个轨道上发声。出现这种尴尬场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父亲终归是名教师，虽因其五大三粗的外形和大嗓门而令学生惧怕三分，但其实父亲始终是打心底里关爱学生的，对学生非常宽容。不过，他也有被学生嘘声伺候的尴尬时候。那是35年前的一天。那年，学校把当时的全国劳模曲啸请来给学生作报告。父亲时任文科副校长，主持了这次报告会。在提问环节，有学生给曲啸抛出了几个刁钻的问题，弄得曲啸十分难堪，父亲见状，拿过话筒，在台上呵斥那几位学生不懂礼貌，结果整个礼堂顿时嘘声一片，父亲狼狈不堪。当时我是大二学生，自然也加入了发嘘声的行列。不过待周末回到家，父亲却并不生气，反倒觉得学生们有自己的想法倒挺可爱的。父亲的这份宽容对我影响很大，算是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父亲的尴尬还真是无处不在，似乎老天爷就喜欢跟他开这种玩笑。由于母亲喜欢唠叨，且常有胡搅蛮缠之举，故每每到不可理喻之际，父亲总以“按我们山东老家的习惯，这种女人就得打！”这句话完成自我宽慰。但是这句话父亲恶狠狠地说了几十年，却从未碰过我母亲一根手指头，倒是在我高考结束那一天晚上，父亲被我母亲狠狠地扇了一耳光。那是因为母亲收拾书房时，偶然发现了夹在《鲁迅选集》里的一封情意缠绵的信。那是父亲早年在北京俄语学院读书时的初恋对象写来的，想必父亲舍不得销毁，故藏在了《鲁迅选集》里，谁曾想就此挨了我母亲一巴掌。父亲的晚年生活也难逃尴尬之境：临近退休之际，踌躇满志，打算潜心阅读未曾读过的那些欧美名著，并准备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想好好体验一下，为什么《卡拉玛佐夫兄弟》如此伟大。无奈天不遂人愿，恰逢退休之际患上了眼疾，也就是当年拉美文豪博尔赫斯所患的那种，无法治疗，不可逆转，虽不会失明，但读书写字将成为奢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终未能体味到，这不能不说是终生的遗憾。人的一生，怎会没有遗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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