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创古籍理论研究新学科堪称文献学一宗师 我国古代学者擅长考证和释理,不擅长创造新术语、新领域。浩瀚的古籍涉及到哲学、政治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方面面内容,但都被笼统地归于经史子集四部,而没有与近代学术相衔接的新学科。先贤整理古籍,实践有余,理论总结不足。尽管有少数学者作过某些尝试,如汉代刘向撰《别录》,南宋郑樵撰《校雠略》,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明代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清代王念孙撰《读书杂志》,但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古籍整理理论和方法,传统的校雠学实际上没有形成“学”,只是一盘散沙而已。 当时代大潮把中国传统国学卷入到当代学术中时,国学面临着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要么沉沦,要么走向新生。朴学(或校雠学》在保存旧价值体系的同时,需要创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序》感叹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k1i106.jpg治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伟大。”古籍整理的理论和方法需要科学化、现代化,这个任务落到二十世纪的学者身上。 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鹤声、郑鹤春编《中国文献学概要》,这是中国现代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论著,有开创之功。该书作者在例言云:“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伸明中国文献的地位与世界潮流之趋势,以总其要,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该书分别论列了目录、审订、学术源流、翻译、编纂,刻印,初步确立了文献学的框架。可惜,二位郑先生的响应者很少,他们后来的学术兴趣转移到其它方向。 张先生从蒙童开始就对历史文献有莫大兴趣,一生矢志不改。早在三十年代就走上讲台教授这方面课程,四、五十年代陆续推出文献学成果,七、八十年代致力于文献学队伍建设,直到他逝世,把毕生献给了文献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今的学者,一谈及文献学,首先就想到了“张舜徽”这三个字。文献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生机勃勃的独立学科,能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这与张先生的贡献分不开。张先生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第一位博士导师,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的首任会长,他在文献学领域的著述弘富,弟子遍及天下,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文献学的一位宗师。 张先生在文献学的成就主要有两方面: 1.融汇各家,创立新说 张先生勤于笔耕,他全面总结了古代校雠学,系统建构了新时代的文献学。他在1945年排印的《广校雠略》是对旧学的总结。他在1982年推出的《中国文献学》是对新学术的建构。同时,他还出版了其他一些有关的著作。 张先生在1955年推出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介绍古代典籍的教材,在此基础上,以后又推出了《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张先生对典籍进行了新的分类,有通史类、断代类、实录类、政事类、制度类、学术史类、方志类、史评类、史考类等,他试图突破传统四部分类法,以便从新角度研究古籍。 为了帮助学人研习,张先生选编了《文献学论著辑要》,该书从古籍中精选了先贤的120篇精辟论述,涉及文字学、方志、避讳、类书、金石学、郭煌学等,汇为一册,这对于了解传统的古籍整理理论很有帮助,也显示了张先生的渊博和卓识。 张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中国文献学》。该书在体例和内容方面都很完备,有两个特点:(1)每一篇章都凝结着他多年的研究心得,包含了他由博返约的真知灼见。他在原始材料中发掘了好多年,不是靠二手材料写作。书中论列的人物和史料,往往是常人所不熟悉的。读其书,不能不感叹张先生的精深。(2)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文献学,把文献学框架基本建构完毕。诚如扉页上的《内容提要》所云:“本书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分十二编,六十章。除论述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和古代文献的流传及类别外,对版本、目录、校勘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论述尤为详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书中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最后两编,对今后整理文献工作指出了努力途径,提出了具体设想。”该书出版后,学术界频繁征引,视为文献学最重要的著作。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王余光、张家藩、洪湛侯等人的文献学教材,但无不视张先生的《中国文献学》为范式。 关于文献学研究,张先生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建议,他经常谈及四个方面:(1)改造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帝王钦定的纪传体正史,不能仅仅标点完事,而应将史文重新写成定本,特别是《宋史》《明史》有必要改写。对正史的旧注要整理,并撰述新注。(2)整理地方志书。要将丰富的地方志书分类撮录,编写出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3)甄录古史遗文。从各种书籍中、旧注中、金石刻辞中搜集资料,去伪存真,取精用弘。(4)融贯诸子百家。要疏理周秦诸子、明清文集和笔记,分类丛钞,以助学术研究。这四个方面做好以后,可以编述内容丰富的通史,广泛为社会服务。这是张先生追求的目标和愿望。 2.建立机构,培养人才 文献学的兴盛,需要众多的学者参与,并把分散的力量组成合力。1979年,张先生参与发起创建了中国历史文献学会,其后连续十年担任会长。十年间,学会由小到大,由几十人发展为几百人的全国性大型学术团体。张先生殚精竭虑地筹划会内工作,为了办好会刊《中国历史文献学集刊》,他亲赴北京、上海征集名家文稿,亲自审读稿件,使该刊成为学术界有份量的刊物。每年的年会,张先生都具体组织,协调好各方面关系。1989年,他主动辞去了会长职务,被推为名誉会长,但他始终关心着学会的发展。 为了从事文献学研究,张先生在华中师院创办了历史文献研究所。该所从无到有,张先生在校部多方奔走,使所迅速发展,成为省重点学科单位,并且在1990年前一直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的挂靠单位。 为了壮大研究队伍,张先生积极培养文献学传人。早在三十年代,张先生就走上讲坛,先后在长沙文艺、兑泽、雅礼等中学任文史教员。四十年代在兰州大学任教授、中文系主任。解放后在华中师院工作。六十年教学生涯,他的得意弟子数十,受业弟子数千,著录弟子数万。他直接培养了10名博士、40名硕土。1983年,他受当时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性的历史文献学讲习班,40多人学习了一年,其中大多数人已是各单位的文献学带头人。张先生开创文献学事业蒸蒸日上,后继有人。 (责任编辑:admin)
|